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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以抓扯口罩、抓伤面部的方式妨害民警依法履行防疫职务的,构成妨害公务罪
作者:何 晶 熊 心  发布时间:2021-01-02 14:06:53 打印 字号: | |

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民警执法权威和国家法律秩序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因拒绝接受合法合理的防疫措施,以抓扯口罩、抓伤面部的方式妨害民警依法履行防疫职务,损害民警执法权威、侵害民警人身安全、阻碍疫情防控措施开展的,构成妨害公务罪。

[案情]

公诉机关: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唐某某

2020年2月5日10时许,被告人唐某某在成都市高新区紫荆巷56号门口,拒不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配戴口罩,并妨碍小区院委会工作人员对群众的体温测试工作,严重妨害防疫工作秩序。群众报警后,唐某某拒不配合民警现场处置,并将民警口罩扯下、将民警面部抓伤,民警随即将唐某某控制。在审查起诉阶段,唐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审判]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9日作出(2020)川0191刑初99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唐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在量刑时,考虑到:1.唐某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唐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3.唐某某系初犯,酌定从轻处罚;4.唐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具有暴力袭击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妨害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等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疫情防控意见》),应当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所提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遂判决:被告人唐某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提起抗诉,被告人唐某某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论证]

本案通过依法严惩以轻微暴力袭击履行防疫职务民警的行为,形成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暴力袭警构成妨害公务罪的裁判规则,体现了疫情防控期间维护民警依法履职权威和国家法律秩序,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意义,反映了法院发挥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职能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疫情防控意见》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需要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国家法律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第1.3条规定,“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第4.1条规定,“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事发地的县级、市(地)级、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作出相应级别应急反应。”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至2020年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份均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此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防疫职务并由此形成的疫情防控社会秩序,是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之一,直接涉及公共利益,需要得到法律保护。维护疫情防控社会秩序,需要对防疫措施中涉及的警察执法权威和国家法律秩序进行保护。现行法律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对妨害公务行为的规定,对警察依法履行防疫职务而形成的疫情防控社会秩序进行侵犯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

二、以抓扯口罩、抓伤面部的方式对依法履行防疫职务的人民警察进行人身攻击的,属于暴力袭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惩治袭警意见》)第一条规定:“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下列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1.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惩治袭警意见》同时规定,“要准确认识袭警行为对于国家法律秩序的严重危害,不能将袭警行为等同于一般的故意伤害行为,不能仅以造成警察身体伤害作为构成犯罪的标准,要综合考虑袭警行为的手段、方式以及对执行职务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准确认定犯罪性质,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在警察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佩戴口罩、体温检测措施时,唐某某采取了扯下民警的口罩、抓伤民警面部的方式攻击民警。其实施的抓伤面部、撕扯口罩的行为,虽不是《惩治袭警意见》中列举的“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方式”,但结合疫情防控时期该袭警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对执行职务的影响程度,应当认定为以暴力手段对警察进行攻击,妨害警察依法履行防控疫情措施,而不属于抵制违法乱纪或质问相关履行公务人员时因态度不冷静、方法不得当产生的争吵、顶撞、纠缠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仅暴力破坏公务人员配戴防疫设备,增加双方感染风险的行为不应单独认定为暴力袭击。本案中,唐某某在小区门口扯下民警的口罩的行为,虽然客观上增加了民警感染风险,但行为发生地并不属于高感染风险区域,在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制该类行为的情况下,不应单独认定为暴力袭击。

三、涉疫情妨害公务案件审理中应对疫情防控措施合法性进行审查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部分措施如自行封路、隐私公开等,虽然提升了疫情防控力度,却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嫌疑,故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当时的疫情防控形势,对该类措施进行评价。在涉疫情的妨害公务案件审理中,应当同时对案涉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合法性进行认定。

本案中,被告人唐某某所在地区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根据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的《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0第2号)要求,公共场所、住宿场所进出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并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案发时唐某某知道或应当知道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其应当配戴口罩、接受体温测试,但其拒绝按照小区院委会工作人员要求其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警察到达现场后,有权根据前述通告及其他防疫规定,要求唐某某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该行为属于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

四、涉疫情妨害公务案件审理中应对疫情防控人员身份进行审查

《疫情防控意见》采取了以“事务性质”而非“人员性质”来界定“执行公务”,即包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进一步扩大了疫情防控期间妨害公务罪的执行公务人员范围。

本案中,唐某某妨碍小区院委会工作人员对群众的体温测试工作的行为虽然严重妨害了防疫工作秩序,但因为小区院委会是以居民自管的形式对小区进行日常管理,小区院委会工作人员是否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需要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的委托机关、具体的委托内容和委托范围。小区院委会并没有国家机关的明确委托授权,对于小区院委会工作人员而言,并不是《疫情防控意见》规定的三类人员,故不属于妨害公务罪中规定的执行公务人员,因而唐某某妨碍小区院委会工作人员从事疫情防控事务性工作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涉疫情妨害公务案件审理中要注意区分妨害执行公务的行为对象,即执行公务的人员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要防止对执行公务人员的理解无限扩大化,应该严格限定《疫情防控意见》规定的三类人员。

五、涉疫情妨害公务罪中谨慎认定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惩治袭警意见》第二条规定,“实施暴力袭警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第一条规定的基础上酌情从重处罚:4.造成多人围观、交通堵塞等恶劣社会影响的”。在疫情防控期间,群众高度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加之网络时代信息分享的普及性和便捷性,本案中唐某某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种情形与前述规定中的“造成多人围观、交通堵塞等恶劣社会影响的”不同,多人围观、交通堵塞等恶劣社会影响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群众高度关注导致重大社会影响与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行为具有高度关联。为避免重复评价,在涉疫情妨害公务罪审理时,应当谨慎认定阻碍防控疫情措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情形。


 
来源:成都高新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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