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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主体认定
作者:吴虹林  发布时间:2020-11-26 17:28:07 打印 字号: | |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业日趋发达,社会对资金的需求量愈见增长,而此时公众手上充足的闲余资金正好契合了资本融通的愿景,于是大量非法集资行为涌现,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断裂,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呈爆发形态。此类案件一般由于涉及金额巨大、参与人数众多而面临极大维稳压力,而维稳的背后,其本质是集资参与群众对追赃挽损的迫切要求。通过对大量案件查询,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退赔率并不高,此类案件往往由于集资人无法兑付承诺集资参与人的资金,且集资参与人通过民事救济而不得的情况下案发,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供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并不多,无法满足集资参与人想要挽回损失的迫切愿望。可见,案件审理过程中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情况对于后续案件执行过程中追赃挽损的程度具有重大影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退赔、追缴责任主体的认定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对实践中本罪犯罪主体的认定进行分析,进而确定退赔、追缴责任主体,以在法律明晰范围内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犯罪主体认定现状

通过查询C市Q法院2017年以来审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通过类案精准推荐系统,在类案检索——高级检索中选择案由“刑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院名称“C市Q法院”、审判程序“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进入精确检索,共查询到C市Q法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决书36份:涉及以单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有36件,占总查询案件数的100%;以自然人作为被告的案件有36件,占总查询案件数的100%;有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为1件,占查询案件数的2.8%;判决书中阐明被告人系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目的而成立单位进行犯罪的案件有9件,占总案件总数的25%;以集资款未用于单位经营而认定为个人犯罪的案件有3件,占总案件总数的8.3%;未将单位作为被告且未进行原因释明的案件共23件,占总案件数的63.9%。

可以看出,在实践中本罪多是借由合法经营的外衣向群众进行集资。这种以单位名义进行吸存的行为较之以个人名义吸存的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集资群众难以辨认、信任度亦更高,因此此类吸存行为的成功率非常高。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实践中将单位作为本罪的起诉对象的案件占比较低,对单位认定构成本罪的比例同样偏低,这一状况使得对涉案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范围有限。实践中仅以自然人作为本罪的退赔、追缴对象,其有限的财产直接影响到案件审判后续的执行情况,致使大多数判决成为一纸“空判”。因此,本文将对本罪的单位作为被告占比较低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追赃挽损、实现案件审判三大效果相统一的角度进行论述。

二、单位犯罪占比低的原因分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实践中多以借用合法经营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通常是以合法注册的单位为依托,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集资群众对于以单位名义进行吸存的项目天然比以个人名义吸收资金更具信任,基于对公司业务经营状况、财务管理制度、抵御风险能力等因素的信赖进而将自己手中的资金交与对方。对于这类涉及到单位参与其中的非法集资案件,认定案件的犯罪主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起诉单位作为被告的比例却明显较低,本文将从法律规定之模糊性、稳定性因素之考量以及刑法谦抑性之遵从三个方面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法律规定之模糊性

以单位名义进行非法吸存的行为在实践中多是由单位内部具体人员实施具体的集资行为,由于单位犯罪不同于自然人犯罪,其犯罪意志必须通过单位成员的具体行为而得以实现,那么单位成员这一自然人的行为应当归结于个人还是单位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必需讨论的问题。

《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通说认为本条不是单位犯罪的法定概念,其原因在于该条仅规定了单位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原则,并未明晰单位犯罪区别于其他形式犯罪的本质特征。对非吸案件中单位成员以单位名义进行的集资行为其应当归于单位行为还是自然人行为,通过本条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明确结论,对于如何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本条也未给出明确界限,这也是实践中本罪将单位作为被告比例偏低的原因。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未正面回应这一问题,使得现有法律体系中缺失单位犯罪的概念,此不利于实践中认定单位主体的范围,也不利于准确评价和归属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亦可能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后果。

(二)稳定性因素之考量

实践中,如果一味以实现追赃挽损为目的,无节制地打击涉案单位,可能会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作为被告将涉及到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虽然有些本罪的主体公司也经营一些正当业务,但财务资金上却往往互相交叉、难以区分,对于遭受财产损失的集资参与群众而言,没有足够的理性去区分涉案财产与非涉案财产,只要是被告单位的财产,都具有强烈的追溯愿望,因此,在群众强烈的诉求压力下,办案机关往往会扩大对涉案财物的认定范围,尽可能多的进行财产保全。而这一系列财产保全行为势必将影响到单位的正常运转。单位无法正常运转,必然会导致亏损,加之集资款项等各方债务无法清偿,多数单位作为被告将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进入到破产程序,使得单位无法通过正常经营实现盈利,以达到对集资参与人的清偿、退赔目的。

虽然将单位列为被告可以扩大案件可执行财产范围,但如若不严格区分单位合法财产以及涉案财产,将会扩大打击面,致使单位陷入经营困难的状态,不仅不利于单位扭转亏损局面,还可能导致单位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继而单位员工将面临失业问题,大规模的失业有又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进入破产程序中的案件,集资参与人在其清偿顺序中并不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因此,到头来集资群众挽回损失的初衷可能并不会得以实现,最终依然将走上上访上诉的道路。基于对营商环境建设,尊重市场主体意思自治,激发市场活力的考虑,也有可能限制将单位作为本类型案件的被告。过于宽泛地将单位纳入本罪被告人的范围,可能不利于正确区分不规范与违法犯罪的界限,也不利于区分合法财产与违法犯罪所得、非法集资与企业正当融资的关系。

(三)刑法谦抑性之遵从

“刑法不应当只是单纯的暴力强制,这种强制应当具有节制性,不能超过一定界限”,这是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应有之义。一直以来,深受“严打”思想的影响,本罪一直属于刑法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在罪与非罪的边缘倾向于将其认定为犯罪,以刑罚手段惩处非法集资行为而不是非刑罚化,致使本罪产生泛罪化倾向。在现代法治理念影响下,非犯罪化以及非刑罚化完美契合了刑法谦抑性理念,具体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对于一些在罪与非罪边缘的案件,能够以其他法律调整的就不宜认定为犯罪,能够采取非刑罚手段恢复社会秩序的就不宜采取刑罚手段。因此,对于本罪在实务中是否将单位纳入被告人范围,在法律规定不明晰,犯罪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不将单位作为被告人起诉,这也是避免扩大化打击的处理思路。

三、探索完善单位犯罪认定的路径

非吸基于以上原因在实务中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例并不多,而且存在清偿退赔比例低的问题。因此,为了更好解决退赔、追缴这一突出问题,还应当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犯罪问题进行明晰,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更加合理地确认单位责任。

(一)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分

如何界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第一种是主张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作为区分二者标准的单位名义说;第二种是以主张“违法所得去向”作为区分二者标准的违法所得去向说;第三种是以“为单位利益”作为区分二者标准的主观目的说;第四种是以“单位业务范围”作为区分二者标准的单位业务范围说;第五种是以“单位意志”作为区分二者标准的单位意志说。笔者认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应当从是否具有单位主体资格、是否具有单位意志以及是否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这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1.主体资格。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在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一范围之内,对于不属于这一范围的其他主体犯罪只能依法以自然人主体论处。

2.单位意志。行为是在意志支配下作出的,两者具有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不论是持何种意见,其判断的实质都是单位内部成员的集资行为有无反映出该单位的意志。单位意志不等同于内部成员意志的直接相加,而应当具有全局性,这种全局的意志是独立于个人意志而存在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在单位整体意志的支配下完成自己的行为;且该种意志的形成应当表现出程序性,体现单位全局性意志的产生应当通过某种决策形式,而非凭空出现;同时这种意志应当体现出为单位利益的目的性,即具体成员的行为动机应当是指向单位整体利益。

3.法律规定。只有刑法明文规定为能够成立单位犯罪的罪名才能够认定单位在实施了这种犯罪行为后成立单位犯罪,如果在具体的罪名中未作规定,就不能将单位的行为按单位主体认定刑事责任。

(二)单位作为被告人的合法性支撑

只要符合单位犯罪规定的情形,就可能认定为单位主体进而承担刑责,但将单位认定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还要求单位符合本罪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

1.犯罪主体方面。《刑法》总则第二章第四节专门对单位犯罪作出了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首先,单位应当符合“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一身份要求;其次,认定单位主体还应当是《刑法》分则条款中所明确可以由单位作为主体的具体犯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规定也表明单位是可以构成本罪的法定主体。

2.犯罪客体方面。本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那么是否“金融管理秩序”就是本罪的直接客体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或者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管理秩序。”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或者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是国家关于吸收公众存款的管理制度,”或者是“国家对吸收存款的管理制度。”可见,理论界并没对本罪的所侵犯的法益达成共识,且在各学说中对犯罪客体的载体也作不同叙述,有的将“制度”作为本罪犯罪客体的载体,有的将“秩序”作为本罪犯罪客体的载体。实则将“制度”作为犯罪客体并不十分合适,犯罪这一行为可以是违反某种“制度”,却达不到对“制度”实施的破坏,制度作为具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行为规范,其只能被违反而不能作为法益被侵犯,犯罪所能真正破坏的是一种秩序。”因此,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是一种秩序。本罪作为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一种,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是其侵犯的同类客体。直接客体作为认定具体犯罪的重要因素,是区分此罪和彼罪的理论基础,若简单地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作为本罪的直接侵犯的法益则本罪的客体过于模糊宽泛,无法与其他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区分开来。持本罪所侵犯的法益是信贷管理秩序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体现出犯罪客体的直接性,因为信贷管理秩序不仅包括存款管理秩序还包括贷款管理秩序,而本罪只与存款管理秩序相关。持本罪的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关于吸收公众存款的管理制度这一看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将本罪与其他金融犯罪区分开来,但如前文论证,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应该是国家通过管理所形成的有关秩序,而不是具体的某项制度,因此,笔者认为,本罪直接侵犯的法益应当是国家关于吸收公众存款的管理秩序,单位在进行非吸过程中,侵犯了国家关于非吸的管理秩序则可能构成本罪。

3.犯罪主观方面。应当体现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意志。任何犯罪都是出于意志支配而做出的客观行为,单位主体在进行非吸时也应体现出单位意志的支配性。具体到本罪,单位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当是通过单位内部机制形成决策,这种决策反映的是单位对于非法吸收存款这一行为持放任乃至故意态度,对行为结果是持积极追求的态度。

4.犯罪客观方面。本罪不仅可以以吸收存款的名义向公众集资,还可以以吸收存款以外的名义,例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概括的包括以虚假销售房产方式非法吸收资金在内的11种变相吸存行为。同时2019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因此,对于实践中单位主体实施本罪的,其所有或大多数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也应以单位主体追究刑事责任,如若内部成员将吸收到的资金用于个人或其他与单位无关的途径,就不能将其行为归属于单位,这也体现出单位犯罪要以单位利益为前提这一特点。

结合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笔者认为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单位犯罪要求符合刑法规定的单位主体,在通过单位决策后形成单位意志,进行非吸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且将吸收到的资金全部或大部分归于单位所有,同时单位的非吸行为已对国家关于本罪的管理秩序造成侵害。

(三)单位作为被告人的合理性支撑

在法律明晰的范围之内将符合本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单位主体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之内,不仅可以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公平公正的法律效果;还可以提高退赔清偿比例,安抚集资群众,实现维护稳定的社会效果。

合理合法地将单位作为刑事责任主体有利于实现公正审理的法律效果。对于实践中单位作为被告人比例较低这一现状,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对单位犯罪的界定较为模糊,致使对单位内部成员触犯刑法的行为难以定性。本文通过对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犯罪进行界分,同时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确认本罪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将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这有利于严格依法确认单位犯罪的界限,在实践中准确界定单位内部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责任归属问题。对某些符合单位犯罪的案件以单位犯罪论处,以明确其内部人员应归属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是自然人主体进行行为评价。因为我国对单位采取双罚制,相比于认定为自然人主体,在以单位为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下,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也较轻。因此,将单位内部成员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将有利于公平公正认定其内部人员行为,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亦是对刑法谦抑性的遵从。

同时,在将单位纳入刑事责任主体范围时应当严格把握界限,避免泛罪化倾向和扩大化打击。考虑到单位内部稳定以及营商环境维护,对于涉案财产的范围认定应当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属于非法集资前取得的财产以及其他能够确定并非属于涉案财物的财产应当严格排除在保全范围之外,以避免对单位正常经营产生活动重大影响。对于某些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的单位要将刑事追缴、退赔与破产程序衔接,严格依照受偿顺序进行清偿,以寻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打击与不同类型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相平衡,实现刑法与民法各自的机能和价值。

结  语

诚然,当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诸多原由在实践中认定单位犯罪的比例不高,但我们相信通过对法律进行释明,准确把握单位犯罪认定界限,合理合法将符合单位主体纳入本罪的责任主体范围之内,将会对解决退赔清偿问题、破解案件执行困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司法独立等方面产生重大意义。

 
来源:青羊区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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