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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罚金刑刑罚体系地位研究
作者:张明武  发布时间:2020-11-23 16:33:57 打印 字号: | |

一、问题:罚金刑的立足点在哪?

“制止犯罪发生的最有效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罚金刑是宽缓刑罚的典型。其人道化特性和低廉的成本使之广泛存在于中外刑罚体系之中。然而,随着罚金刑的普遍适用,许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令人匪夷。对犯罪人科处罚金以代替监禁,是否给人“以钱赎刑”的混乱印象?富人用罚金刑替代了自由刑,穷人却因缴纳不起罚金只能选择适用自由刑,是否有违社会公平?倘若犯罪人自身缴纳不起罚金,而由他人代替缴纳,是否有违罪责自负? 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话,罚金刑的立足点在哪?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它不仅关乎到刑罚体系的配置,更牵涉到整个刑法的基本犯罪理论。因此,通过对中外罚金刑地位的比较,肯定我国现有罚金刑之附加刑地位意义重大。

二、中西罚金刑地位比较

国外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统计表

国家

法条

刑法地位

日本

第9条:死刑、惩役、监禁、罚金、拘留和科料为主刑;没收为附加刑。

主刑

德国

第41条:(罚金刑与自由刑并罚):犯罪人由于其行为已经获利或意图获利的,考虑其人身和经济的状况,即使本法未规定罚金刑或只能选科罚金刑的,可与自由刑并罚。第43条:(替代自由刑):不能缴纳罚金的,以自由刑代替之。1单位日额金相当于1日自由刑。以自由刑代替的,最低位1日。

主刑

法国

第131-3:自然人可处之轻罪刑罚为:监禁,罚金,日罚金,公共利益劳动,第131-6条所规定的剥夺权利或限制权利之刑罚,第131-10条所规定的附加刑。


意大利

(主刑分则) 第24条:罚金刑是向国家缴纳一笔不少于5欧元并且不超过5146欧元的款额。对于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的重罪,如果法律只规定处以有期徒刑,法官可以增处5欧元至2065欧元的罚金

主刑

尼日利亚

第17条:根据其他成文法的规定,根据本法典可能判处的刑罚为死刑、监禁、鞭刑、罚金和没收。

主刑

罗马尼亚

第58条:适用轻罪的主刑有:3.按日科处罚金,天数为五天以上三百六十天以下,每天罚金一百至一千列伊。

 

主刑

芬兰

第二章第1条:1、一般的刑罚有监禁、社区服务、罚金和小额监禁,3、对士兵和第45章规定的其他行为人的纪律性处罚有拘留、营房禁闭、纪律性罚金和警告。对此适用专门条款。对不属于第45章规定的行为人施加纪律性处罚时,代之施以罚金。

主刑

瑞士

第33条:(1)法律未作其他特别规定的,罚金刑的最高限为4万瑞士法郎。(2)法官根据行为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罚金刑的具体数额,罚金刑的缴纳要使行为人感到痛苦并与其罪责相适应。(3)被判处死亡的,罚金刑予以免除。

主刑

奥地利

第19条:(1)罚金刑以日额金为单位确定,最低为2单位日额金。(2)日额金的金额由一审法院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和经济情况来确定。一单位日额金的金额最低为2欧元,最高为327欧元。(3)不能缴纳罚金的,以自由刑替代之。一日之替代自由刑相当于2单位日额金。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冰岛

第31条:本法规定的刑罚包括监禁和罚金。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埃及

第22条:罚金,是强制罪犯向政府国库支付法院判决确定数额金钱的刑法。

主刑

土耳其

第45条:对犯罪适用的制裁是监禁刑和罚金。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保加利亚

第47条:罚金应与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债务相适应。确定罚金数额也应适用第五章的规定。罚金不得低于一百列弗。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泰国

第18条:刑法的种类如下:(1)死刑;(2)徒刑;(3)拘役;(4)罚金;(5)没收财产。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斯洛伐克

第56条:对实施故意犯罪以此获取试图获取财产利益的罪犯,法院可以适用不少于160欧元不超过331930欧元的罚金。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阿尔巴尼亚

第29条:适用于犯罪行为人的主刑包括:1、终身监禁。2、监禁。3、罚金。

主刑

新加坡

第53条:本法典规定的犯罪应判处的刑法——(a)死刑(b)徒刑(c)没收财产(d)罚金(e)鞭刑

无主刑和附加刑之分

古巴

第28条:可以适用自然人的主刑有:f)罚金

主刑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尼日利亚、罗马尼亚、芬兰、瑞士、埃及等国家罚金刑处于主刑的地位;在奥地利、冰岛、土耳其、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刑法典中并没有区分主刑和附加刑。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主刑与附加刑的区别在于是否能独立适用而不能附加适用。如果将能否附加适用作为界定某种刑罚是否为附加刑的标准,那么在我国,由于现行刑法规定罚金刑罚既能单独适用,又能附加适用,故罚金刑处于附加刑的位置。但关于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在我国刑法学界争议不断,不少学者呼吁要顺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从而替代短期自由刑。然而,我国罚金刑由于制度生成土壤的不优良,带有先天的不正当性,所以承担不起主刑之重责。

三、我国罚金刑之潜在不正当性

(一)我国罚金刑似“以钱赎刑”

1.中西罚金刑的起源。西方国家的罚金刑起源于赔偿制度,形成于诉讼的誓金制度。在奴隶制国家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刑罚制度具有一定的赔偿性。由于社会成员个体意识独立,个人利益保护意识强烈,国家在设计刑罚制度的时候, 必须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充分考虑其接受能力和满意程度。当国家和社会成为受害者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则是受偿主体, 罚金刑便应运而生了。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的罚金刑制度的产生则晚了许久,起源亦不同。我国的罚金刑萌芽于西周,起源于赎刑。

2.我国罚金刑的本质。奴隶制社会时期,商品经济落后,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个人意识和个体权益保护意识。因此,刑法观是扭曲的,刑罚制度的设计也因先天不足而畸形,故而其罚金刑的产生和发展也没有一个良好的思想源泉。因此,我国的罚金刑是带有“以钱赎刑”的色彩。但是,罚金刑在本质上却完全不同于“以钱赎刑”。单纯以为罚金刑是“以钱赎刑”的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以钱赎刑”是指犯罪人由于缴纳一定数额的罚金而免于监禁,即用钱“赎买”刑罚。而罚金刑本身就是国家设计的一种刑罚方式,是刑法针对特定种类犯罪而设置的强制犯罪人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给国家的刑罚方法。对于那些因缴纳不起罚金而被判处自由刑的人而言,实质上是用自由“抵偿”了罚金。因此,尽管罚金刑带有些许“以钱赎刑”的历史阴影,却与“以钱赎刑”具有质的不同。虽然我国罚金刑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以钱赎刑”,但是由于其制度特征在表面上与“以钱赎刑”太过相似,要求普通大众不去怀疑它的正当性并不可能,不能期待民众当然地理解并接受这一制度。

(二)罚金刑有违社会公平

罚金刑非“以钱赎刑”并不意味着该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罚金刑对于前述的那些因无法向国家缴纳罚金,而用自由“抵偿”罚金的犯罪人而言,虽然在制度适用方面是正当的,但该制度本身在设计上却存在一定的缺陷。家庭富裕的犯罪人有能力缴纳罚金,固然可以理所应当的适用罚金刑,但家境窘困的犯罪人,却因无力缴纳罚金而不能享受相对于自由刑更加宽缓的罚金刑,只能被迫适用自由刑。因此,这种用自由“抵偿”罚金的情况实际上是犯罪人的一种被迫选择,更是国家在制度设计之初对于不同家境的犯罪人,对其所应适用不同刑罚种类预先的不平等选择。

(三)罚金刑有违罪责自负

罪责自负是指谁犯罪谁承担刑事责任,谁犯罪谁承受刑事处罚,即犯罪人自担其责,刑罚不累及他人,罚金刑的设计有违罪责自负之嫌。福田平指出:“罚金刑不像自由刑那样直接指向行为人的人格,而是指向存在于人身之外,与人格无关的财产。因此,罚金刑其刑罚的效果很难限于集中在受刑者本人。”诚然,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性刑罚,是一种可以代偿的刑罚制度。这种“可代偿性”在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和贫穷的成年人犯罪时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未成年人一般没有经济来源,故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就是对其监护人适用罚金刑,是对其监护人的变相处罚。这类似于古代的“株连刑”,而株连是与现代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同理,当犯罪人因自身没有能力承担罚金而需面对监禁时,这种刑罚压力极可能转嫁到其亲友的身上,而结果往往是由其亲友代为缴纳特定数额的罚金。如此一来,罚金刑的刑罚效果便扩散到了其他人的身上,牵连到了无辜者,而本应接受刑罚惩罚的犯罪人却并未亲自承担应有的处罚。

上述缺陷,在我国罚金刑的研究过程中敏感却必须被正视。我国罚金刑所存在的潜在不正当性,使得罚金刑的适用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虽不致命,但直接导致中国罚金刑生长畸形。

四、我国罚金刑的生长态势

(一)我国罚金刑立法现状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规定适用罚金的条文只有20 个,1997 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上有所扩大,有罚金刑的条文增至139个。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有罚金刑的罪名己多达215个,其中,采选科罚金制的罪名9个,采并科罚金制的罪名100个,采复合罚金制的罪名90个。故可以适用并处罚金刑的罪名有190个,可以单处罚金刑的罪名99个。此外,还有16个罪名仅针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责任规定有罚金刑,而对相关自然人无罚金刑之规定。由此观之,现行刑法明显扩大了我国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应当紧跟西方国家不断扩大罚金刑适用的脚步,继续扩大罚金刑的辐射范围。

事实上,西方国家对罚金刑的适用确实有一段追捧的时期,从20世纪上半期开始,罚金刑被作为抑制轻微违法的主要调控手段。这是西方国家20世纪初期以来行政犯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就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去罪化运动,逐步清理轻微违法和行政犯,这便极大的限制了具有犯罪处罚性质的罚金刑适用空间。因此,如今的西方国家,其罚金刑的适用趋势是呈下降趋势。

(二)我国罚金刑适用情况

1.我国罚金刑适用率高。关于我国罚金刑的适用率,其实也并不像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相较于西方国家适用率低。我国所选择的刑法制裁体系是将社会危害性从度上进行考量,把危害社会的行为分为犯罪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一般违法行为。其中,由刑法规制的只有犯罪行为。《刑法》第十三条之但书明确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规定明确将社会危害性作为评价一个行为是否为犯罪的关键,从而将大量存在的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我国的犯罪界域之外。而西方国家的社会治安适用统一的刑罚制裁体系,根据刑罚轻重的不同,将危害社会的行为由低到高划分为违警罪、重罪和轻罪,统一由刑法评价。故上述“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是归入犯罪界域内由刑法调整的。这便直接影响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罚金适用率的统计,从而导致了一些学者对中西方罚金刑适用现状的误识,认为外国罚金刑适用率高,我国罚金刑适用率低,我国应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事实上,外国罚金刑的适用率高是因为起刑点低,他们把轻微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而这些在我国往往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制对象。如果在统计我国的罚金适用率时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有关罚款的条文计入的的话,我国的罚金适用率不低反高。

2.我国罚金刑执行难。相对于较高的适用率,我国的罚金刑的执行率却相当低。据统计,罚金刑执结率不足1%,中止执行率则高达90%。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罚金刑的有效性。一项不能得到落实执行的制度,无论设计得多么的优美,也终究不过是一个花瓶,仅供观赏。

(三)影响我国罚金刑生长的因素

1.社会背景影响罚金刑发育。西方国家的法律思想深植于基督教文化,其国民拥有温和的犯罪观,对犯罪抱有一种理解的态度。这便给了罚金刑的生长一个宽容的土壤。在西方法治传统下,法律重在保护个人的权利或法益,而对权益的救济方式当然包括金钱的赔偿,这就使其罚金刑的存在变得理所应当了。同时,由于西方国家起刑点低,对于类似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轻微违法都归入犯罪的领域,导致犯罪数量庞大。倘若要求这类犯罪都进入昂贵复杂的刑事审查程序进行审查,无疑增加不必要的诉讼负累。因此,适用程序简便、民众又能接受的罚金刑制度反而更能达到预期的收效。但是,在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刑主义思想根植于民心,法律是维护统治者权力的工具,国民形成了一种犯罪则应被监禁的定势思维。而罚金刑的存在则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正如笔者前面所述,广大民众当然不能理解,为什么犯了罪可以不被监禁而以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所代替。甚至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对于罚金刑的运用也会产生抵触思维。罚金刑的预防功能主要在于,通过罚金刑的适用,剥夺犯罪人的财产以遏制其非法牟利的目的以达到特殊预防。我国的刑罚体系在设置时必须充分考虑国民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才能有效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        

2.刑事政策制约罚金刑生长。“刑事政策意味着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 包括刑罚结构的构筑。”当前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国家机关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人实行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同时,司法机关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的影响,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对于轻微犯罪行为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情况,在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但是,刑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而罚金刑确实克服了重刑思想,也满足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依法从宽情形,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十分契合,但实际上,罚金刑在更多的时候却与该刑事政策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罚金刑并未真正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罚金刑制度的设计之初就由于良好的思想根源的缺失而不合理,潜在地剥夺了缴纳不起罚金的犯罪人适用该制度的权利,使得犯罪人因经济状况的不同在适用罚金时的地位不平等。我国罚金刑在适用过程中,罚金的数额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小,致使罚金刑适用僵化而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罚金刑的执行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导致其执行难的问题致使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不能,直接影响到社会效果。罚金刑在各国刑罚体系中地位的不同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背景和刑事政策的不同而引起的,而我国的社会背景和刑事政策决定着罚金刑只能处于附加刑之地位。

五、坚守罚金刑之附加地位

我国正处于制度转型期,新旧模式的冲突导致犯罪急剧增加,刑罚体系的设计将直接影响到刑法功能的实现。审视罚金刑的适用现状,罚金刑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高适用率低执行率等怪异现象层出不穷;执行难的问题极其严重;罚金刑与罚款的相似性导致我国的轻微犯罪和行政违法的界限在国民心中模糊。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是罚金刑制度存在之初的天生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充分说明了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以替代短期自由刑的刑罚方式是行不通的。

首先,罚金刑天生的非正当性使得这一制度在存在依据上有缺陷,导致根基不稳。其次,倘若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完全不考虑国民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那么其威慑作用必然会减弱,罚金刑的预防功能则得不到良好的实现。再次,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冒然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直接会导致刑罚的实现不能。反之,坚持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充分发挥其对主刑的补充调节作用,不仅考虑了国民的理解、接受能力,也使上述存在的缺陷在主刑的威慑下而不至变得那么尴尬。

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罚金刑也不例外,罚金刑能在各国存在如此之久,其优点必须得到肯定。坚持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当犯罪轻微、刑法规定可以单处罚金时,罚金刑则独立适用,当犯罪严重、除判处自由刑等主刑以外还需给犯罪人经济制裁时,则在判处自由刑等主刑的同时,既能独立适用于轻微犯罪,又能附加适用于严重犯罪。因此,亦不能单纯因为罚金刑存在种种问题而摒弃,坚持其现有的附加刑地位,不断完善立法、改进司法,最大限度发展其应有的功效才是罚金刑应有的出路。 

结  语

刑法要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并不需要国家设计一套严苛的刑罚制度,而在于对犯罪人的刑罚之必然。严酷的刑罚虽然会产生一定威慑力,但是其一旦被逃避,其公正性也就不复存在。如果一个宽缓温和的刑罚制度对于每一个犯罪人都可以有效适用并严格执行,《刑法》的威慑功能反而得以彰显。但是,刑罚是严肃的,一旦确定就应该严格执行。刑罚的执行方式不是单一的,多元化的执行方式有助于实现个案平衡,刑法公正。

罚金刑在我国的大环境下,虽然缺陷明显,日渐突出,但罚金刑能够在我国存在如此之久,必然有着其一定的合理性。罚金刑作为一种附加刑,其特殊的功能应当得到肯定。但罚金刑的先天生长不足,亦使得其后天发展完善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单纯的因为其潜在不正当性而摒弃,也不能因为片面理解宽缓相济的刑事政策而过分夸大其功效,将其提升为主刑。而是要扬长避短,坚守其附加刑的地位。

 

 
来源:崇州市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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