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法律研究 > 审执论坛
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与应对
作者:何 艳 朱 书 陈健全  发布时间:2020-11-11 16:20:20 打印 字号: | |

长期以来,因对当事人进行责任认定部分内容的缺失,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司法实践当中面临诸多尴尬,这一方面表现为行政救济渠道的不顺畅,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救济路线的高风险。但是,交通事故认定的责任并不等同于侵权领域的赔偿责任,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裁判者不能仅仅依据交通事故证明对案件进行认定,而应综合运用事实推定、法律解释方法,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而作出更加公正的判决。

一、问题的提出

(一)基本案情

董某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形下饮酒后驾驶摩托车在某城乡公路行驶,在超越前方李某驾驭的马车时,摩托车失控向左侧翻在路上,董某从车上摔落受伤倒入左侧路沟,李某躺在路中无反应,路人在距离事发现场约1000米处发现奔跑的马车,后李某因颅脑损伤未及时抢救死亡。因董某否认其与马车刮碰,城乡公路又无视频监控,交警部门认为根据调查结果无法查明事故过程,没有证据证实董某驾驶摩托车与李某坠地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因此无法认定事故责任,遂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送达死者家属及董某。

(二)引发的问题

在我国当前机动车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当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是交通行政部门认定交通违法行为行政责任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它也是民事索赔和刑事追诉的重要证据材料。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过程来看,其乃基于事故调查的基本事实,融汇大量的现场勘验、检测记录、证人证言、专家鉴定人意见等证据材料后,对事故成因进行分析得出的综合技术性报告,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为了应对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的情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还规定了另一种文书,即上述案件当中出现的“交通事故证明”,其中主要记载现场情况、证人证言以及检验鉴定情况等。但由于其属性、效力以及定位等问题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进而造成此类文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无价值的局面,使得交通事故受害方的举证客观不能,并直接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后果。这突出表现在,一是无法划定事故中双方的责任比例,损害赔偿索赔不明确,法院裁量困难;二是无法认定事故成因致使被害者一方无法就存在因果关系举证,尤其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死无对证往往使案件陷入僵局。本文即试图探讨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司法裁判和行政救济的影响,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提出该文书在司法裁判当中的适用建言。

二、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现状

(一)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章,根据其一般条款第四十八条规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文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虽然现行法律对机动车、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但要构成侵权责任仍应同时具备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一般情况下,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主要表现为机动车驾驶行为和被害人人身、财产损失,请求赔偿一方对此较容易证明,通常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的要件为事故双方的过错以及肇事方行为与被害方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交通事故案件本身较为复杂,要认定这些要素,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事故认定和处理经验、措施和方法,因此除了对交通肇事后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直接推定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形外,在该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往往成为证明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主要证据,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唯一的证据。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

1.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且根据不同学说可进一步区分为行政确认行为或行政裁决行为。其主要理由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主体是行政机关,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单方做出的针对特定主体的双方当事人的行政职权行为,且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旦做出,事实上等于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作了定性处理,明确了当事人在事故中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还是次要责任的定量分析,将会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分配产生实质性影响,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处分性特点。

2.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且根据对证据分类的不同认识可进一步区分为是鉴定结论或者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关于证据的具体种类,前者主要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负有特定职责的专门人员,依其职权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对交通事故基本情况作出的分析判断,其具有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后者则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文字内容证明事故发生时的基本情况以及原因等,能依其文字记载的内容证明事情的经过,符合书证特征。

3.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根据内容的不同有所区别。一份完整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包括对交通事故现场的客观描述和对当事人责任的划分两个部分,其中既有客观描述的部分,也有分析判断以及推定的因素。因此在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时,可考虑在不改变原先内容的原则上拆分为两个部分:对事故现场的客观描述为勘验笔录,依相关证据审查原则进行认定;对当事人的责任划分视为行政机关作出的一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评价,定位为参考性意见,如此能使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和定位更加清晰,适用原则更加明确。

从现行立法规定的价值取向来看,似乎更倾向于削弱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审判当中的“无冕之王”地位,而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证据,至于其到底属于何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必拘泥于证据属性的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将其地位规定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非依据,这赋予了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审查、核实、质证以及决定其效力的职权。综上所述,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但在效力上又高于一般证据,这表现为虽然法院必须对其进行质证,但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加以排除可以直接采信。

(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责任认定的影响

从内容上来看,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前者无法对事故成因以及当事人的责任进行划分和认定。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效力,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同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无法证明有交通事故发生,也不能据此划分双方的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存在交通事故,法院再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职权认定双方的责任大小。此两种观点中所称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即其主要分歧在于交通事故证明是否能够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是交通事故证明,在民事诉讼当中都只是一种证据材料,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当结合事故档案、现场证人证言以及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不可一概而认。具体来说,交通事故认定在机动车损害赔偿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仍不应将交通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等同,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宜将其作为确定赔偿责任的唯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将认定书称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删除了之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责任”二字。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是交通管理部门对各方道路交通责任的划分,是一种行政法评价,其依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将行车系安全带、机动车性能、逃逸、破坏现场等作为认定责任大小的重要依据。而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主要指行为人的故意和过失,两者之间不能等同。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划分比例更应当在遵循现行法律规则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相关证据、民事立法价值、各当事人赔偿能力等因素后予以确定。

三、交通事故证明的救济现状

(一)行政救济不畅通

首先,当事人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行使复核权,虽然在理论上体现为增加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但是实际上只是一种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案的内部监督,对于事故的处理没有实质意义。与其说该复核程序是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尚不如说目的在于督促基层公安交通部门奉公执法。事实上,由于案发现场的特定时空性,复核仅涉及痕迹检验、尸检报告、证人证言等内容,在没有新的实质性证据的情形下,不会对案件事实认定产生重大影响,而很多时候为达复核的目的,当事人把矛头转向办案民警,把原本单纯的民事纠纷,转化为寻找交警人员渎职行为的行政案件,期望寻求其他突破口,直接导致警民关系的紧张,更加不利于获得救济。

其次,当事人无法对交通事故证明提起行政诉讼。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围绕《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可诉进行探讨和争论。理论上,有人认为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亦承认其具有可诉性。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连同与案件有关的勘验、检查、调查和鉴定材料,一并送达当事人,由此倾向于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看作一种证据,而非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单纯就其可诉性而言,实务中并不支持,除非再次把矛头指向办案人员渎职、违纪,进而撤销其作出的不公正的认定。

(二)司法救济风险高

虽然法治构建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但是在案件中作为定纷重要依据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缺失,使要获得司法救济同样是困难重重。客观上,案件的证据量较少,缺少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条不完全严密,仍存在其他可能空间。在公安交通部门没有专业因果认定的情况下,法官更因其非专业性不敢妄下结论。主观上,受制于受案地法官的基本素质,面对案件要件事实认定不清的难题时, 法官往往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认为要件事实在法庭辩论终结时真伪不明, 进而判决某一方当事人败诉。此外,民事证据的立场更加倾向于最佳证据主义,即法定证据制度,而对自由心证主义保持着保守的态度。这就进一步的加深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四、交通事故证明的司法裁判应对

(一)在因果关系的确认上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

1.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含义。侵权行为法所关注的因果关系,不是自然界的全部因果链条上的各个因果环节,而是与人的行为有关的部分因果关系。从根本上说,一定事物离开人的行为因素,即使导致损害发生,也不能归责于一定的人,正是人的行为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归责的正当性基础。比如,对案件中非机动车方死亡的结果,究竟机动车方的行为是否起到了作用,即为案件因果关系的逻辑起点:假设机动车方所言非虚,非机动车方驾驶着一辆飞奔的马车,根据经验法则,在没有外界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赶车人不会自己从车上掉落,他会牢牢的坐在马车上等待马匹自己慢下来。而致使赶车人掉落的外界因素,在当时的时空下除了摩托车驾驶人,别无其他,从这一推理过程中,可以得出机动车方的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存在联系。

2.进一步判断因果关联度。就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而言,一般情况下,只有与侵害行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或者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才可被纳入到赔偿范围;如果损害后果与侵害行为之间仅有间接因果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因果关系,那这个损害后果不能被纳入到赔偿范围。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进行认定的,责任分担问题往往是依据过错程度进行划定。这是一种必然因果的判断标准,而实践中鉴于交通事故本身千差万别、形形色色,运用盖然性标准判断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似乎更具有合理性,尤其对成因不清的交通事故案件,断不可忽视部分事实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作用力,避免多重行为导致的损害无法得到合理因果关联度认定。

3.难以确定或排除因果关系时的法律态度。在难以确定或者难以排除因果关系时,有必要在全面了解个案具体情况的前提下,依据公平原则适当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为合理界定能够纳入到赔偿范围的损害部分,注意兼顾受害人与侵权人两方面的利益平衡,既要避免因果关系严格化认定导致受害人难以获取赔偿,也要避免因果关系宽泛化认定导致侵权人负担过重。尤其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立法处处贯彻着保护行人及非机动车方驾驶人人身安全的立法精神,坚持生命第一的基本原则。对于非机动车方或行人在道路安全事故中的死亡,一定要采取以人为本的态度进行因果判断。

(二)综合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最常用的方式即为“归入法”,这种法律适用方法以找到准确的法律规定和确定的各个要件为前提,再经由总起、定义、归入三个阶段得出法律适用的结论。但是很多情况下,归入法可能面临前提要件不明、法律术语不明等的情况,对于术语的不明需要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阐明。如本案中,对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就必须借助于探寻立法者目的的客观目的解释方法。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手段的补充。

1.注意类推适用的情形。类推适用于法律的前提条件没有严格满足的情形。如本案中,“变动现场”的存在是造成案件最终无法查清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现场的变动非事故当事人所为,但是其本人并未制止其他人变动现场,也没有及时报案,这些行为多少对案件成因最终查证不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时候,法官可以采取类推适用的形式,运用推定事故责任的方式确定事故责任,但是类推的适用需要严格的条件。一是必须用于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二是需保证该漏洞并非出于立法者本意,不属于“法律上故意的沉默”;三是比较案件的利益和事实的情形,确保法条未涵盖的案件与涵盖的案件相一致。

2.注重法律原则和法理的适用。法律原则和法理,作为法律出现漏洞时的重要补充手段,应当在类似的案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案法律原则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公平原则,侵权法规定的公平分担原则,就是为了弥补过于客观化、形式化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正问题;本案可以采用的法理,可以使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进行责任划分,本案中的机动车和畜力车他们本身的危险程度完全相去甚远,当认定事故事实发生争议时,从有利于弱势车辆的角度作适度推定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3.注意目的性扩张(限缩)的法律适用。通过限制或者扩张法律适用范围,以防止产生明显不公正的结果。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是绝对的,有学说认为之所以苛以机动车一方如此的绝对责任,系因为机动车一方在道路交通过程中,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没有尽到义务即意味着机动车方存在固有过错。本案中,很明显驾驶人的饮酒驾驶、超速驾驶,甚至是车倒地造成的巨大声响都使驾驶人违背了高度注意义务,也构成了可能引起马匹受惊奔跑的高度盖然性,那么就应当扩张性地认为可以把关于过错的标准运用于因果关系和过错的认定。

(三)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因果关系的事实推定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事故的发生对于侵权人与受害人而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同一性。当损害与其可能的原因在时空上保持某种接近关系时,即可运用排除法进行推理,此即对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事实推定。但是,如果该类案件事实最终能否确定,仅仅依赖于法官进行事实推定,这样的推定或然性很大,不利于当事人根据法律有效预测自己的诉讼结果。据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法律可以参照对当事人逃逸后、推定其承担全部责任的处理方式,规定在发生特定情况,使得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查清时,依法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进行推定。也就是说,立法可以通过扩大推定事故责任的事由范围的方式,将类似的情况纳入推定体系。

 
来源:成华区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新闻中心)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