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法律研究 > 学者论坛
整体辩护对刑事司法结果的影响
作者:詹姆斯·安德森 玛雅·布埃纳文图拉 保罗·希顿著 黄雯雯 马瑞跃译  发布时间:2019-12-26 08:48:02 打印 字号: | |

一、整体辩护的知识背景

(一)整体辩护的模型

整体辩护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法律援助模式。尽管“整体辩护”一词有多种定义,且附属于一系列不同的辩护组织,但在不同的定义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整体辩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认为刑事辩护律师不仅有责任在当前的刑事案件中提供辩护,而且应当尝试解决导致被告人最初涉嫌犯罪的原因。不同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常规工作,整体辩护需要帮助当事人解决更多的问题,即除了在刑事案件中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外,整体辩护还需要继续解决可能导致再次现出犯罪的其他因素。在整体辩护中辩护人可能需要帮助他的当事人申请加入戒毒治疗、精神治疗、求职、移民或者保住房屋。这种模式与传统的辩护形成对比,后者强调辩护人在专业法律和庭审辩护中的作用,他们受道德和其他的约束,责任在于为客户争取最佳的案件结果。

整体辩护模式的早期采用者,如哈莱姆社区辩护组织和布朗克斯区守护者组织,为更好地使他们的日常运作与整体辩护理念相匹配,对整体模式进行了一些创新。第一,为了满足客户解决非法律事务的需要,这些组织不同于传统辩护机构,需要雇佣不同专业的人员。整体辩护组织倾向于雇佣比例少一些的刑事律师,而雇佣更多的民事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健康专家。第二,由于聚焦于解决一系列连锁问题,所以整体辩护组织会涉及多门学科,表现为:例如,整体辩护人通常将客户交予一个跨专业的团队(包括刑事律师,民事律师和社工),他们独立与客户沟通。反之,单独律师则从调查员和社工处得到协助,而且充当联系人。跨学科的合作需要团队成员接受培训,让他们在多领域都有所专长。又如,整体辩护组织非常重视与社区建立联系,因为他们依赖社区提供许多客户需要的辅助服务(如医疗、住房援助)。第三,优先次序。整体模式试图让当事人受益范围更广,但是在一些案例中,部分结果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在审前被拘留的当事人可能有胜诉的机会,但如果他审前羁押的期限太长,将面临失去工作或住房的风险。从总体生活质量来看,获得无罪释放可能比直接认罪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更大。再如,当事人可能会有机会通过参加住院戒毒治疗来代替服刑,但这样会让她无法照顾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反之,接受认罪和罚款让她可以继续照顾小孩,这是她的首要顾虑。整体辩护模式将客户的优先级放在首位,这意味着,辩护人可能更愿意牺牲案件结果以保障当事人的优先需要。

虽然“整体辩护”一词过去主要是指采用上述模式的组织,但在最近,“整体辩护”被更广泛的用于机构内的部门甚至一些案件中的单个律师。现今,整体辩护常常指代那些为贫困者提供辩护、考虑客户更多需求、特别着重解决附随问题的刑事律师。即便不是大多数的法援组织,也有许多组织认为自己在实践某种形式的整体防御,尽管只有相对较少的组织进行了上述的人员配置、培训和机构改革。

(二)整体辩护的前期研究

讨论整体辩护的学术文献相对较少。李建民、迈克·皮纳德、麦格雷戈·史密斯和罗宾·斯坦伯格分别撰写了文章,提供了该模型的基本描述和详细的真实事例,并提出整体辩护在解决被逮捕后的附带后果以及处理与累犯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方面存在潜力。皮纳德、李建民和布鲁克斯·赫兰德对这一模型提出了批评,列举了整体辩护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包括资源限制、道德困境以及潜在的利益冲突。皮纳德和李建民认为,尽管整体辩护模式存在潜在的障碍和道德顾虑,但可能会改善刑事辩护。赫兰德认为,应慎用整体辩护模式,不应将其置于传统审判实践之上。斯坦伯格创立了“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他平息了多方对该模式的批评,并将该模式形容为由四个“支柱”组成,这些“支柱”影响了整体辩护模型的形成。最后, 萨拉·布坎南和罗杰·诺伊建立了一个整体辩护中关于社会工作的角色模型,并讨论了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地区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挑战。

除上述概念性的研究外,对整体辩护方案的评估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整体辩护对刑事司法结果的影响进行过大规模、严格的评估。米歇尔·思维瑞德福和她的合作者开展了第一次评估,将在199071日至1030日期间,哈莱姆社区辩护组织的一小部分客户样本与曼哈顿所有同期被捕的案件结果进行了对比。在后续研究中,苏珊·萨德和伦道夫·格林将种族、性别、年龄和各种犯罪历史指标类似的哈莱姆社区辩护组织客户和其它客户进行了比较。哈莱姆社区辩护组织代理的被告人平均刑期比对照组要少100天,但是研究也显示,在审前羁押、保释、定罪率、不予受理方面并没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更多近期的研究只涉及数量有限的样本,且没有控制除了代理类型之外的,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其它因素。例如,凯特·克拉克和詹姆斯·诺伊德调查了多种整体辩护组织,数据结论表明案件结果有所改善,总体监禁成本有所下降。罗德岛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的辩护社区倡议项目得出的非正式评估结论是,该项目为纳税人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监狱费用。布鲁克·希尔、科瑞·萨德玛哈、娜塔莉·菲娜盖尔对巴尔的摩社区辩护人项目进行了过程评估,实验组得出的结论是,被代理人认为该项目帮助他们解决了法律之外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没有提供关于案件结果的分析。最近, 达娜·德哈特和她的合著者在美国东南部一个未提及名称的司法巡回法庭考察了整体辩护对法律结果的影响。通过项目实施前、后的案件比较以及控制被告人的统计学和某些案件特征,整体辩护与保释金、定罪或监禁的可能性增加有关。苏珊·麦卡特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在东南部一个未提及名称的大城市,测量了青少年司法感化服务和整体辩护对累犯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她发现这些服务显著改善了青年人的行为,尽管没有发现累犯或动议的变化。虽然这项研究暗示了整体辩护方法的好处,但是这项研究仅限于青少年,而且还不清楚整体辩护的其他方面(除了感化服务)在结果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为整体辩护模型提供了概念基础,但大多数未能在实践中建立实证研究。现有的研究范围有限,不能充分说明观察到的结果可能代表除辩护类型以外的影响的可能性,且对该方法的有效性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鉴于整体辩护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其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基础是值得注意的。在一个日益接受循证实践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在没有太多证据基础的情况下,却朝着整体辩护的方向发展。本研究试图补足这一缺陷,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辩护评估计划,评估其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并且在一个大的司法辖区实践相当长一段时间。它扩展了一个小型但有影响力的文献体系,试图运用严格的因果分析方法来理解法律服务模式对案件结果的影响。在使用更强大方法(如准实验或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中,一个常见的发现是,律师可以对案件的结果施加实质性影响,而不受案件法律相关特征的影响。本研究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特点是,我们能够在案件解决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跟踪被告人,使得我们不仅能够评估对当前诉讼的影响,而且能够评估对被告人与刑事司法系统未来接触的途径的影响。

(三)整体辩护会如何影响刑事司法的结果

支持者认为,整体辩护有可能改善当前和未来的结果,而批评者认为,这种方法存在重大弱点。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限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定论。在理论层面,整体辩护在实践中如何运作有多种可能性。人们通过这些不同的模型,对从实验上所能观察到的整体代表对刑事司法结果的影响结果,存在着不同的预测。因此,了解这些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人们可能如何解释后文的实验结果。

第一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无差异”的模型是指在实践中,整体辩护与传统代理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这种情形在实际操作困难或资源限制致使模型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的。例如,若不能获得财政预算用于切实增加办公室中非律师的比例,或者传统的辩护律师,在传统的律师-客户关系的背景下,能够以相同的方式解决附带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不会看到实施整体辩护与不实施整体辩护的组织在结果上存在可测量的差异。

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称为“更好的审判辩护”模式,是在整体辩护中采用更优秀的的法庭辩护律师(例如,让律师能与客户建立更好的信任关系),但事实证明,这不足以解决客户潜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依旧采用传统辩护模式的的情况下,只不过与传统办公室相比,整体辩护工作室更能吸引到不同类型的律师,而这些律师更擅长于庭审辩护。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将会得到从当事人视角认为的、更优秀的庭审辩护转化而来的更好的庭审结果,例如审前释放率上升或判决率、定罪率降低,但不会持续降低其将来再次触及刑事司法的可能性。如果更好的审判辩护会减少或缩短刑期,我们预期短期内由于解除了行为限制的影响,犯罪活动会暂时出现一段增长。

第三种可能性,被称为“分心”模式,也是整体辩护的批评者所强调的。在这种模式下,整体代表将资源和注意力从庭审辩护中转移,但其提供的额外支持服务并没有让被告人恢复至无犯罪的状态。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审前羁押率更高(因丧失行为能力而导致审前定罪净减少)、定罪率更高和/或刑期更频繁或者更长。因为刑期变长,被告人被监禁狱中而无法犯罪,从短期来看,未来的犯罪会减少。

第四种可能性是整体辩护提供的额外服务对解决导致犯罪的潜在原因确有帮助,但这些服务是以牺牲刑案庭审辩护为代价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雇用更多的辅助人员就会导致刑事律师人数减少,平均办案量增加,从而负面影响律师的工作。在这种“交换”模式下,我们预计审前再犯罪会减少—因为被告人不太可能被释放或者接受改造服务—定罪率更高,刑期更长以及因为被限制行为或者改造服务,判决后的犯罪率降低。

一个类似但有所不同的可能性是“只提供更好的支持”模式,即提供的支持对于改造是有效的,也不影响庭审辩护。这是有可能的。或许是因为法官和检察官未能认识到整体辩护的益处,或者是因为他们确实认识到罪犯已经被改造,但这一点被其他方面的辩护减弱所抵消,例如由于刑事律师案件数量增加。这提供了与前一个模型有些相似的经验预测,只是它预测对审前释放没有影响,对定罪率和判决也没有变化。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整体辩护方法的功能正如其设计和支持者所阐明的那样,它使律师能够取得更好的刑案结果,同时也有助于减弱再次犯罪的诱因。这种“完全成功”的模式对于审前再犯罪的预测模棱两可—更优秀的辩护将增加审前释放,但可能因为嫌疑人恢复自由而增加审前再犯罪,但这取决于支持服务(如药物治疗或住房稳定)实现的效率。有一些降低再犯的作用也可能发生在审前。伴随着圆满成功,定罪率或量刑将应减少。这在短期内可能带来被告人的行为能力恢复,它导致的影响可能会再次被整体辩护人的缓解工作所抵消。从长远来看,在任何行为能力恢复效应结束后,该模型预测犯罪率将会降低。

二、整体辩护在布朗克斯地区的实践应用

(一)为贫困者辩护的机构

法援会是纽约市最大的代理提供者,于1879年开始在纽约市的自治市镇为贫困的刑事被告人提供辩护。1994年,法援会组织罢工,鲁多尔夫·朱利安尼市长向其他公共代理机构发出了提案请求。结果,该市与几家新的公共代理提供者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于1997年成立,提供刑事辩护、家事代理、民事法律服务、移民代理、社会工作支持以及为布朗克斯贫困人口代理。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支持者包括刑事辩护律师、家事代理律师、民事综合律师、移民律师、影响诉讼律师、社会工作者、福利专家、调查员、社区组织者、团队管理者、民事法律倡导者、移民倡导者、以及家长倡导者。所有这些不同的倡导者都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在布朗克斯地区,当有冲突阻碍法援会和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为贫困者代理时,根据“县法”I8B条,“指定律师计划”,法院指定的私人律师为该被告人提供代理。这些律师通常被称为“I8B律师”。

(二)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法援会和I8B律师使用的服务模式

1无缝衔接满足客户的法律和非法律服务需要

法援会和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刑事辩护律师指出,他们需要在讯问时确定客户的需求。关于法律需求,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在讯问时会使用一份清单,以确定刑事司法参与对客户的就业、住房、心理健康、儿童、移民身份、学生贷款、公共福利以及其他生活方面的影响。法援会有一个移民检查表,以确保刑事辩护律师在讯问时能够确定可能出现的任何移民问题。虽然法援会没有为非移民担保问题提供移民检查表,法援会的刑事辩护律师指出,他们在讯问期间与客户进行面谈关于他们的生活情况是否可能受其刑事案件的影响。在讯问时发现的一些问题需要立即处理。例如,移民问题往往是非常紧急的,因为许多客户在被捕后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境况。两个机构的刑事辩护律师都指出,他们在刑事案件期间继续查明客户的法律和非法律需求。例如,一名布朗克斯辩护人引用了一名保安人员客户的例子,他在几个星期内接到一封信,说他的保安牌照可能会被吊销,而刑事辩护律师在客户被捕几周后才收到接单,因为这些需求在讯问时并不明显。另一位布朗克斯辩护律师还指出,客户有时会在刑事案件结束后找到他们,以寻求其他法律上的帮助。

虽然I8B律师报告说他们会尽其所能解决刑事司法介入对其客户的影响问题,其中包括移民身份、住房、就业和其他生活问题,但是他们解决这些附带问题的能力非常有限。正如一位I8B律师所说,I8B律师只有处理刑事法庭案件才能获得报酬。如果客户面临非刑事法律问题,I8B律师除了告诉客户尝试聘请民事律师或寻求机构提供者的帮助之外,几乎无能为力。I8B律师不得出现在家事法庭或民事法庭。当I8B律师需要刑事案件中的专家、调查员或翻译的协助时,可以通过向法院提出单方申请来要求这些服务,还需通过法官的批准,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出庭支持申请”。I8B律师和刑事法庭法官报告说,I8B律师通过申请出庭支持获得社会工作者、调查员或其他帮助并不容易。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也指出,如果客户有他们机构无法解决的非法律需求,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可以迅速将客户与教会、救助站、庇护所和其他服务提供商联系,并与它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社区成员不必进入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刑事司法系统以帮助他们获得食品券、医疗保健以及更好地获得就业和住房。同样,法援会已经与非防御性服务提供者建立了联系,例如为19岁以下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埃斯佩兰萨以及提供教育服务和家访的GED项目。

关于为客户提供无缝服务以解决他们的法律和非法律需求方面,我们总结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与法援会之间的两个主要差异。首先,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团队结构使推荐变得更加容易和更具有统一性。在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来自不同实践领域的倡导者团队在一起办公,这些团队包括刑事辩护、家事代理、民事综合、移民、诉讼律师以及社会工作者、调查员、团队管理者、民事法律倡导者、家长倡导者和移民倡导者。刑事辩护律师认为,与其他律师和倡导者的接触有助于被推荐。团队中有一个或多个团队领导者,刑事辩护实践之外的倡导者和非诉讼律师(例如,社会工作者和家长倡导者)可以担任团队领导。团队领导者和实践区域主管一起监控团队成员是否有效地沟通,以及团队成员是否能识别出独立实践区域之外的需求。团队领导者收集每个团队成员所做推荐的报告。

尽管法援会的民事律师和刑事辩护律师不在同一团队中办公,刑事辩护律师与法援会的非犯罪实践领域部门合作紧密,以解决因逮捕和定罪而产生的移民、住房、就业、教育和其他生活问题。布朗克斯法律援助办公室的民事和刑事代理律师位于同一栋大楼内,法援会律师指出,位于同一栋楼内的民事执业和刑事执业律师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面对面沟通。

虽然法援会的刑事辩护律师认为,民事律师通常是可以接触到的,但法援会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指出,民事律师有时忙于处理独立的案件会影响他们立即处理刑事辩护当事人事务的能力。受访者指出,如果对有抵押需求的犯罪客户有优先渠道会更好。另一位法援会律师认为,在家事法庭和住房问题方面,互动可能不那么紧密,需要多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因为有时会出现道德利益冲突。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与法援会之间的第二个显著差异是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更频繁地使用社会工作者。这些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心理评估,为有药物滥用障碍或精神健康问题的客户提供治疗建议,并收集减轻犯罪行为的信息,从而使刑事司法介入其中。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的律师指出,为客户提供适当的治疗,有时可以让他们达成创造性的辩诉交易。例如,地区助理检察官可能会接受被告人在愤怒管理中心接受12周治疗代替监禁或缓刑,或者如果被告人在治疗项目中表现良好,则法官可能会考虑非监禁处分。根据贫困国防组织监督委员会(IDOOC)的报道,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在其轻罪和重罪案件中使用了很大比例的社会工作者。在2012201320102011财政年度,法援会在轻罪案件18%和08%中使用社会工作者,在重罪案件中使用社会工作者的比例为52%和56%。在这些财政年度中,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使用社会工作者的比例占轻罪案件的25%,占重罪案件的35%。IDOOC还报告说,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通常拥有较低的律师与社会工作者比率。在20102011财政年度,布朗克斯办事处的法援会的律师与社会工作者比率为971。在同一时期,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与社会工作者比率为51。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与法援会相比,其社会工作者所占比例和使用比例较大,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可能更容易地将客户与基础问题的治疗联系起来,并且该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来收集和沟通信息,这有助于减少惩罚性判刑。

2跨学科交流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的律师报告称,各办公室内的刑事辩护律师和民事律师经常进行沟通。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指出他们的办公室的设计旨在鼓励倡导者去各办公室的法律和非法律专家获取建议和帮助。办公室有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区,倡导者与他们的团队坐在一起,这意味着刑事辩护律师、民事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家长倡导者能够紧密接触。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报告说,与其他实践领域的倡导者的日常互动会改变倡导者的推荐方式,并改善倡导者之间的沟通。例如,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一名刑事律师指出,与非犯罪辩护倡导者进行交谈可以触发客户可能拥有的非犯罪需求的想法,并可以针对刑事案件制定策略。在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看来,这种方式下的案件策略比传统模式下的策略更具合作性。传统模式下,通常是一名倡导者指导另一名倡导者完成特定的任务。在法援会,刑事辩护律师和民事律师不在同一团队办公;而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更像一个团队一样坐在一起,每天面对面的交流,他们能够不断地对案件进行分类,并制定综合的案件策略,法援会律师并没有以一种鼓励刑事和民事律师之间交流的方式进行实际定位。然而,法援会的刑事辩护律师与民事律师与社会工作者坐在同一栋楼里,并定期沟通。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的律师还指出,除了面对面的沟通外,民事和刑事辩护律师之间经常有电子邮件和电话沟通。在法援会,通过短信进行沟通也很常见。两个组织都有案件管理系统,允许所有从事案件工作的倡导者查阅案件各方面的信息。

跨学科交流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评估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在常规的团队会议上,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将讨论有效的跨学科交流的问题。此外,如上所述,团队有一个或多个领导者的,他们与实践领域的主管一起管理团队成员是否有效地沟通,并识别出独立实践领域之外的需求。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与法援会的另一个区别是,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民事、刑事和非法律倡导者经常在案件早期作为一个团队与客户会面,并设定优先事项。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客户和团队就可以根据客户的喜好以多种方式进行沟通。法援会的刑事律师、民事律师和刑事辩护客户之间的会面是在必要时进行的,可以在案件的早期进行,也可以在附带问题出现后进行。有时候,法援会的刑事辩护律师可以从移民律师或其他民事律师那里得到一次性的、明确的关于附带问题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律师可以在不安排民事律师和当事人会面的情况下向当事人提供建议。但是,如果客户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那么民事律师,刑事辩护律师和客户可能在一起开会。

3拥有跨学科技能的倡导者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都为新律师提供跨学科的培训机会。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新辩护律师将接受所有实践领域的介绍,以及如何与其他辩护人就辩护人实践领域之外的问题进行合作培训。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刑事辩护律师“跟踪”其他执业领域的辩护律师,并通过每周或每两周接受持续的跨学科培训。法援会的新刑事辩护律师也接受跨学科培训。法援会的刑事辩护律师经常有机会通过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或与非刑事律师密切合作,从非刑事法律学科中获得经验。法援会也有一个持续的法律教育项目,每两到三个月提供一次培训。许多培训针对刑事案件的附带问题,例如移民法领域的迅速变化。

与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相比,I8B律师在附带问题方面的正式培训机会有限。一名I8B律师指出,I8B的管理人员每年提供一次关于附带问题的可选培训。然而,在接受采访的I8B名律师中,没有人讨论参加过有关附带问题的培训。

4对所服务的社区有深入的了解和联系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都在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工作,如“知晓你的权利”运动和社区参与,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服务他们所联系的社区。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在部分社区组织与布朗克斯的客户和居民合作开展警务和刑事司法改革活动,并实现了民事罚没和警务政策的改革。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还进行了与停止骚扰、非侵略性乞讨的监管、财产没收有关的影响诉讼,以及由于资金不足而推迟的刑事审判。此外,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定期举办“知晓你的权利”培训,包括帮助引导社区青年与执法部门互动的培训。为了提供关于这些培训和其他服务的信息,他们举办街区聚会,为孩子们提供游戏。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有一个社区入口中心,允许任何社区成员走进办公室提问和寻求服务,例如帮助移民或住房。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指出,她在讯问时第一次遇到的很多客户都事先与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律师接触过。许多人通过社区得到了非刑事问题的帮助,并且已经对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产生了积极印象。

法援会也在努力更好地理解和服务社区。法援会的社区司法部门前往开展“知晓你的权利”活动和资源交易会的社区。此外,社区成员可以进入法援会办公室,并在工作时间内询问刑事和民事的法律问题。法援会律师在社区内做志愿者,指导高中生模拟法庭,与学生谈论刑事司法工作,以及在社区和城市学院授课。

除了在社区工作之外,法援会还有几个单位和项目,这些单位和项目在布朗克斯和整个纽约市进行了改革。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要求纽约人在被捕后二十四小时内被提审,该影响诉讼在“严格的洛克菲勒药物法律改革”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同一个单位提起联邦集体诉讼,以挑战逮捕入侵居民和公共住房开发中的合法访客的逮捕行为。

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和法援会在与社区联系方面的一个区别是,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不断寻求正式的社区反馈。为了直接从社区获得反馈,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组织焦点小组和非正式访谈。通过调查、焦点小组和非正式反馈,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寻求客户对犯罪代表性和社区未满足的法律需求的意见。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倡导者指出,客户反馈推动了布朗克斯守护者组织的服务模式。例如,家事代理实践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在刑事案件中失去子女监护权的父母的需要,以便他们返回家事法院寻求帮助。


 
来源:哈佛法学评论
责任编辑:周飞羽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