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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害人参与诉讼问题探析
作者:谢宇婷  发布时间:2019-11-26 08:28:36 打印 字号: | |

一、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的法定诉讼权利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纳入到“当事人”当中,在立法上给予了被害人极大的保护,确认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赋予了其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

()请求追诉权

对于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犯罪嫌疑人与犯罪行为,被害人有权向司法机关控告或报案,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二)直接参与诉讼权

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有权接受询问;有权知悉鉴定意见并申请重新鉴定;有权参加法庭调查、辩论;有权参与刑事和解;有权发表意见。

(三)诉讼过程监督权

有权申请回避;对不立案的决定不服,有权申请复议; 对不起诉的决定有权依法提出申诉; 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对第一审判决提出抗诉; 有权对已生效的判决提出申诉;有权对诉讼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等。

(四)请求赔偿权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具有提起请求的权利,有权要求法院追缴涉案财物并责令退赔。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权利行使的现状

(一)被害人私权让位于国家公诉权

公诉权是国家对犯罪人员进行惩戒,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具有强制性的一项权力。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并从国家的立场出发,更多地控制与预防犯罪,并保障罪犯在诉讼过程中的人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通过诉讼主体之间的协商,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但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其对刑事诉讼进程的期许可能与刑事诉讼的实际发生偏差,被害人恢复性、功利性的诉求可能与报应性、控制性的司法实际发生冲突,个体谋求解决或者补偿的企图被对抗性的诉讼所取代,被害人的私权常常为国家公诉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后所忽略,比较典型的表现在于被害人对认罪认罚从宽的结果不具有独立的上诉权,其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完全取决于该诉求是否与公诉的目标相同。站在司法人员的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活动就是一种封闭性的追诉活动,其排斥其他诉讼主体参与到诉讼活动当中,无从保障被害人的主体地位。

(二)参与诉讼渠道不畅

从参与方式而言,除行使控告权外,其他权利都是被动权利,从案件立案到起诉再到审判,被害人都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即司法机关有需要会通知被害人参加,对于被害人主动关注案件进展、请求阅卷等活动,往往因各种原因得不到保障。

从参与程度而言,首先,被害人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整个诉讼活动中,只有在审查起诉案件受理时,享有附带民事诉讼权的被害人会被告知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但为什么委托、委托的作用均不清楚,而对于案件什么时候侦查终结、什么时候提起公诉、是否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等大量重要事项没有规定司法机关的法定告知义务。其次,对于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基本上不存在征求被害人意见的情况,对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速裁程序等适用,被告人享有决定性权利,而被害人没有提出异议的渠道和能力。再次,被害人的回避申请权、证据异议权等程序性权利基本形同虚设,实践中没有固定的程序征求被害人是否要求回避的意见,被害人甚至连合议庭、公诉人的组成都不清楚,不可能提出回避申请,而对于不利于指控的证据或者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也基本没有行使异议权的空间。

从参与效果而言,被害人权利的行使基本不会对裁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目前《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法院有通知被害人出庭的义务,也未规定被害人是否申请回避、是否出庭、对裁判结果是否有异议所产生的程序性后果。同时庭审过程公诉机关作为控方的唯一代表,具有超脱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主体地位,被害人发表的意见无法得到正面的评价,地位与证人趋同,其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形同虚设。

(三)被害人民事权利保障的滞后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并一体化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做了双重限制。

一方面,法律剥夺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最高法意见认为:对被告人定罪并确定其应当承担的刑罚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精神上的安慰,如果允许对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附带民事诉讼,与立法本意相悖。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得出最高法将对被告人的惩戒与导致被害人的救济等同起来的结论,同时这个解读还融入了诉讼效率的元素,但这会形成更严重行为造成的伤害比轻缓行为造成的伤害更容易救济,明显违背常理。另外法律利用刑事惩戒来替代精神损害赔偿,却剥夺被害人对被告人量刑情节的发表意见权、对量刑结果的异议权(如上诉权),无疑侵害了被害人的实体权利。

另一方面,法律直接取消了被害人关于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直接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司法机关直接代为行使追偿权利。然而实践中刑事判决书中的责令退赔基本上没有落到实处,同时对于损失的认定也依附于犯罪事实的认定,对于部分间接损害结果与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被告人具有民事赔偿责任,但因被害人没参与导致认定不全面的情形,刑事诉讼活动中不会专门解决这样的问题,且被害人也无法通过其他法定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被害人没有参与到诉讼活动中,所谓的通过刑事制裁与民事补偿的同质性来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也基本没有成立的空间。

三、被害人参与诉讼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影响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程序中引入被害人参与环节,必然会对该制度的运行方式、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全面保障被害人实体诉讼权利的前提下,探讨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影响有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诉讼活动被害人参与机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完整性的影响

1.通过诉讼活动被害人参与机制更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兼顾的目标。通过两高各自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出台的文件来看,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往的国家刑罚权实现,逐步转化为兼顾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同时完成对双方当事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及刑事司法效果,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被有尊严地对待,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的平衡越来越受重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入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强化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是现行刑事司法应有内涵。

2.引入诉讼活动被害人参与机制是对被害人处分自身实体权利程序上的完善。刑事案件中是否提出追偿、追偿的数量、方式等均属于被害人实体性权利范畴,现行司法制度对于被害人的实体性权利往往由司法机关代为做出决定。如对于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被害人只能被动接受司法机关的决定。对于司法机关未经同意直接处分被害人实体性权利的行为于法无据,被害人参与诉讼后通过法定程序在法律框架内自由处分自身权利,是刑事诉讼活动解决民事问题的题中之意。

3.引入诉讼活动被害人参与机制有利于避免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异化。近年来,被害人通过网络炒作、缠访闹访、行贿受贿等方式干预司法的情形时有发生,被害人为达到自身的诉讼目的,不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而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对刑事诉讼活动施加压力,从而对刑事诉讼进程产生影响,这就是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参与异化的表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设计当中,如果将被害人排除在法定程序之外,使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则被害人参与异化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司法公正因案外因素受到影响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司法权威与公信力必然遭到损害。而通过赋予被害人正常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可以有效监督司法机关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协商过程,适当的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通过三角形的对抗关系有效的抑制权力寻租。

(二)被害人参与诉讼对诉讼进程的影响

1.诉讼程序选择的影响。

首先,被害人享有速裁程序的否决权。结合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简称办法)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对象将是全部的刑事案件,即不管案件性质或程序,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就应做出宽大的处理。该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有异议的、没有就附带民事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均不能适用速裁程序,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中即便是被告人认罪认罚,但速裁程序的适用仍然受制于被害人。其次,被害人对于诉讼活动参与的司法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直接影响参与诉讼的司法人员的组成。再次,刑事和解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等民事程序的启动也关系到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承担与否。

2.量刑结果的影响。

被害人的意见是检察官、法官提出量刑建议、作出判决的重要参考,两高三部《办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意见是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即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与犯罪嫌疑人达成量刑协议应当作为考量的重要依据,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量刑是否适当进行评判的参考标准之一。

3.民事责任的承担。

被告人基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在民事责任的协商过程中,极有可能存在被害人借助刑事手段胁迫被告人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违背了民事诉讼平等、自愿原则,实践中也经常出现“以钱买刑”的情况,对刑事诉讼活动的严肃性、权威性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中予以充分考量。

(三)被害人参与诉讼对诉讼效率的影响

在未引入被害人参与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协商主体仅仅为检察机关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法院审理重点在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引入被害人参与后,一方面,增加诉讼环节必然影响诉讼活动的效力。另一方面,法院在审理时必然会对被害人的诉求进行判断,但由于被害人对被追诉人的切肤之痛和自身损害恢复的迫切需求致使其缺乏理性思考,加之法律常识的匮乏及代理人的缺位,往往受其主观情绪影响而导致协商拖沓、间断,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整体效率。

四、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制度设计的建议

(一)保障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知情权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从案件立案到审判终结都全程参与其中,对于其知情权既包括程序性事项,也包括实体性事项,除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的事项以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知情权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是否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以及时间、方式;2.被害人参与该程序的方式及权利;3.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协商的内容、结果和理由;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后果等。告知的时间应当贯彻审查起诉、庭审、判决诉讼活动始终,对于可能影响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事项均应依法告知。

(二)保障被害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及审判过程的参与权

首先,赋予被害人参与程序的机会。司法机关应当在认罪认罚协商程序以及庭审活动前告知被害人时间、地点、参与方式,并且允许被害人在过程中发表意见。

其次,提高被害人庭审的参与度。公诉方在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与犯罪嫌疑人达成量刑协议时,应当将量刑建议告知被害方,庭审过程中,被害方有权独立的就该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被害方独立发表意见,其意见并不依附于公诉方,对于与案件有关的定罪量刑事实与公诉方指控不一致的,公诉方负有查明事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也应允许被害人提出新的量刑情节,尤其是对被告人对其造成的侵害行为、侵害后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等问题发表意见。

再次,需明确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效力。其中对于依法确定的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表意见权等权利外,除被害人主动放弃行使权利外,司法机关不得直接剥夺,并应在规范中确定哪些权利属于剥夺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并将这些程序违法行为作为被害人申请检察院抗诉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定依据,比如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未告知被害人有权参与庭审并发表意见,而对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协商过程中未通知被害人参与的可作为法院评判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否适当的依据。

(三)保障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民事求偿权利

1.保障被害人民事诉求的实质性参与权。民事求偿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实体性质权利,虽然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自己因犯罪活动造成的物质损失的民事求偿权的行使不应当与民事诉讼存在太大差异,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赔偿的相关规定,刑事诉讼中的民事法律问题解决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种是司法机关代为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从民法理论上讲,不管哪种方式被害人都可以自由处分自己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第二种方式中司法机关依职权对犯罪行为过程中非法占有、处置的被害人财产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此种方式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与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财产的结果具有一致性,财物数量、金额本身也是刑事诉讼需要查明的事实。为了提高司法效率,避免重复诉讼,司法机关直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确认了被告人的赔偿义务,在保证了被害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后,并不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反而有利于私权利的实现。但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财产损失的查明不能将被害人排除在诉讼活动之外,除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鉴定意见应当告知被害人,被害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外,还应当保障被害人对损失认定、求偿程序的知情权、异议权,对于被害人对损失认定不服要求增加损失认定金额的,应当赋予被害人提供证据和线索的权利,如果被害人无法提供证据,公诉机关表明确无补查空间的,应当就现有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2.司法机关在参与民事调解过程中坚持客观中立原则。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当中,赔偿谅解等情节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司法机关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应当尽量解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促使被告方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使得被害方得到较高数额的民事赔偿,并表达对被告人的谅解之意。但民事赔偿、谅解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公权力不能太多的干预,在调解过程中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量刑是综合多种涉案情节进行考量的行为,赔付、谅解只是其中一个情节,司法人员不得在调解过程中作出实质性的承诺,避免以钱换刑的情况发生。

3.民事赔偿结果系刑事裁判量刑参考,不影响刑事裁判活动的实际进行,但作为犯罪损害结果的事实认定可能影响刑事判决的效力。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应依法告知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对于这部分权利被害人可以放弃行使,如司法机关履行了告知义务,被害人不得以刑事诉讼期间未主张民事赔偿责任为由否定刑事裁判的效力;但如果新的证据证明认定的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结果的事实发生错误,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则另行启动抗诉或者审判监督程序。

4.将被追诉人对被害人实际损害的弥补与从宽量刑的幅度直接关联。最高法《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被告人退赃、退赔的、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赔偿后未取得谅解的、未赔偿取得谅解的均规定了相应的从轻处罚幅度,上述量刑幅度应当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协商过程中充分体现,而不能为了获得效率不加区分的一味从宽。

(四)保障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量刑意见权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中赋予了被害人发表量刑意见的权利,且被害人有权参与到量刑事实的认定、意见的辩论过程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到了对被告人量刑的认定,在程序的设置当中应当保障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的权利。

1.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应征求被害人意见。在刑罚协商过程中,检察机关就量刑建议提前征求被害人意见并说明理由,一方面充分尊重和保障了被害人因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求刑的诉讼权利,且在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协商以及双方民事调解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少检察机关事后的息诉、罢访工作。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听取被害人意见,告知被害人认罪认罚从宽的协商结果,与被害人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案件进入审判环节后,赋予被害人发表量刑意见的权利,最终将量刑结果形成于法庭,程序公开透明,缓解因被害人对检察院、法院的不信任从而引起的矛盾。

2.被害人提出量刑意见的应当对其意见进行认真考量,保障被害人参与量刑事实的证明、调查、法庭辩论等过程。在开庭过程中,对于被害人要求行使权利参与诉讼的情形,法官应组织被害人全面参与到量刑事实的调查和辩论当中,保障被害人发表量刑意见的权利。被害人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的量刑意见,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发表意见,还可以当庭自行发表量刑意见。同时法官还应注意引导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围绕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和刑罚适用问题进行辩论,法庭在综合评估各方意见后,形成最终的判决结果。在法官根据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出判决结果时,应对量刑证据的评判、量刑事实的认定、量刑意见的采纳、最终量刑的理由和依据予以说明,被害人有权要求法官公开量刑的理由。

(五)解决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冲突

虽然将被害人参与诉讼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中必然会弱化诉讼效率,但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为了效率而剥夺被害人实体权利。同时,可以通过精简诉讼程序、格式化告知内容等方式提高诉讼效率。首先,对于被害人的权利告知应当在固定的诉讼节点如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达成协议时、开庭前、判决时,以格式化的文书告知其权利义务。其次,对于当事人双方意见的发表可以通过制作征求意见表格简化进行,征求意见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再次,对于被害人放弃行使权利的案件仍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进行。

总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共赢,而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该制度的题中之意。在改革过程中根据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具体案件的处理程序和方式,应当是现行刑事诉讼改革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来源:市中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周飞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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