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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斯坦案中美学的进步与美国版权法的发展
作者:美巴顿·毕比著 高新法院、彭州法院翻译组  发布时间:2019-08-25 08:44:01 打印 字号: | |

引言

1903年,法院在布莱斯坦案的审判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乔治·布莱斯坦的三张海报中的广告说明是否应该作为“与精密艺术相关的绘画说明或者工作”,从而在1870年专利与著作权法条例的1874年修正案下得到版权保护。审理案件的法院认为,案件中的海报很明显不属于“科学”,同时对它是否属于“实用技术”也表示怀疑。对于法院来说,实用艺术与精密艺术的区别在于“大众认知”,但是,法院在最后确认海报不过是为了“吸引大众进入马戏团”的设计,而不具备符合法条里所述“与精密艺术具有联系性”的特征,从形式上否定了海报的可保护性,避免了对宪法性问题的探讨。案件上诉至第六巡回法院,也维持原判。

布莱斯坦案件的判决导致联邦法院作出了基于作品本身缺乏足够促进科技发展的价值,从而在案由上去否认该作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判例。但将这些作品作为案件争论焦点往往在“科学”这个概念下无法解释。在布莱斯坦案件里,马戏团海报是美学作品,同时问题的根本是这些作品是否能够促进美学艺术的进步?简单说来,在布莱斯坦案件里,符合宪法认可的“进步”最终是否强加于美学概念之上。

在布莱斯坦案中,霍姆斯大法官提出了带有个性化的见解,即法官不应评判艺术作品的价值,而应该依赖作品的“商业价值”,这可以单独作为价值指标及作品取得进步的证据。

本文的目的是纠正我们对布莱斯坦案的误解,阐释该案在著作权法上的重大影响,以旨于最终克服这种错误认识。

一、美学进步的问题

谈美学进步的问题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吃惊,所以让我们从它的相反概念即美学倒退的角度来开始。大概自1910年开始,美学倒退的概念对我们来说也许已经很自然了。事实上,在布莱斯坦案中,法官福尔摩斯在论述被告的主要抗辩时提到,布莱斯坦海报不能根据1870年法案得到版权保护,因为不满足“说明”的要求,因为这些海报仅仅只是广告海报而已,即似乎认为美学倒退为理所当然。法官福尔摩斯回应道:“说明”这个词不是说他必须说明一本书的内容,也不是说像在今天如果任何人都能够创作

伦布兰特的蚀刻画或穆勒所作的西斯廷圣母雕像,就不能被得到版权保护。”有一点值得考量的是,福尔摩斯作为一个知晓印刷的行家,他知道穆勒花费了他生命最后几十年旨在完成西斯廷圣母像,而他因此身体和心理都耗费殆尽,并在他临终前也没有看到他的作品的出版。穆勒的西斯廷圣母雕像传奇表明了后世在创作胜任复制品上的挣扎,就更别说能够创作出相媲美的原创了。实际上,福尔摩斯的言论正说明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也就是一代艺术家创作能力不如一代。

这种观点也包含着一系列在美学上意义深远又持久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表达是进步还是退步?又或者说在同步的时期,艺术表达的美学价值是否是难以名状的?是否自莎士比亚或贝多芬或伦布兰特后,一直在走下坡路?隐藏在这些问题下面的其实还是另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否简单的时间维度上的艺术表达的累积就是一种进步的形式?或者在科学领域,一种进步必然是对过去的替代或者至少是对过去成果的再提炼?更深层的仍然是“价值论”的问题:在不考虑跨域时空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标准来评价艺术创作在当时当地的价值?艺术价值判断的真正基石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任何判断的隐含是什么?

自从布莱斯坦案后,知识产权判例法明确拒绝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且知识产权法律评论在更大范围去避免此类讨论。在遇到美学议题的时候,即使是最强力的版权法官在不可避免引用布莱斯坦案时,也绝不去触碰美学价值判断的问题。汉德法官说过“我们承认在美学领域没有标准” ,同时波斯纳法官抗辩说 “法官在美学议题上作出判决会使他们变得愚蠢”。至少有两个原因值得指出。第一,我们长期以来仍然强调知识产权法的指导目的在于促进进步。第二,许多知识产权评论,在美学表达的创作或消费上寻求一些定性的形式。如本文所述,法律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促进 “更好” 的美学表达,这种表达是不可商业化的,或是被复制的,或是简单的变化。这种评论最终就是美学中立,然而不应如此。

知识产权法上的美学进步的问题,如在别处一样,就是我们似乎缺少一种构建美学进步的基石—因为以传统观点看是“没有标准”。

二、布莱斯坦案的余波

布莱斯坦案后的若干年,也逐渐指明了该案最终的引领方向,即该案强调独创性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基础,亦或是强调商业价值作为产权保护的目标。布莱斯坦案的这两个方向极不稳定,一方面是受到浪漫主义和美学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这或许也不可避免地促使了后布莱斯坦案时代作品保护总体方向的分化,使得个性或商业价值都主导着著作权财产权利的基础和目标,进而驱使着法律变革。

不可置疑,在后布莱斯坦案时代中,随着商业价值越来越多地定义法律基础和目标,两者分化逐渐趋无,多种因素促使着独创性或多或少地被忽视甚至被看作是一个虚无的分类。最为明显的是,随着集合性、全体型模式的作者群体增加以及雇佣型原则的适用使得霍姆斯的独创性概念无法维持,由此也表现出对持续增长的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尊重。如果集合型作品并非由全体创作,那它也不能被个体创造,也不能轻易地断言独创性要素不能减少。更进一步来说,法庭已经将他们的关注点转向商业价值,并将其作为法律基本的考量,而“作品”则有他自己的使命,所以有些法官认为并非作者的劳动创造了商业价值而仅是作品本身。

布莱斯坦案的表现实质性地改进了著作权法的基本走向。诚然,该案并非重申了法律惯例,而是相关意识形态的全面觉醒。商业价值更彰显独创性并非因该案确定了某种“机械、毫无生气”的削弱独创性的教条性原则。正如前文所述,霍姆斯主张的富有人文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独创性是更为重要的。

相较于此,后布莱斯坦案时代的判例法和注释法也对该案将立法重点转为商业价值的转折性案例作了进一步的社会学解释。这个解释即为霍姆斯推论,即他们开始误读和误用霍姆斯的主张,在20世纪的进程中,进步条款的重要性逐渐削弱,现今在法律体系中也仅仅充当着可预估的角色。因此,法院和注释者在没有说明观点的情况下,并不能意识到审美中立段落和其强调的注解在进步条款中的商业价值。结果便是布莱斯坦案关于独创性的争论融合在了该案对公平审美中立的呼吁中。布莱斯坦案本质上分化出两个方面:第一即是满足独创性要求,著作权式表达必须(a)不能抄袭另一个作者,(b)蕴含着作者的独创性;第二即是满足进步性要求,(c)蕴含经济价值。但是法院在运用布莱斯坦案时也仅仅强调获得著作权保护的表达必须满足(a)不能抄袭另一个作者、(c)蕴含经济价值,由于进步性的要求被忽视,布莱斯坦案也仅仅传达出未抄袭的商业价值就能满足独创性要求的理念。

总结来说,霍姆斯的观点很标新立异但并不是很值得推敲,虽然措辞华丽,但并未促进下级法院的进一步运用。经济意义上的商业价值比起深层次的人类学意义更易于公众吸收,而著作意义上的劳动价值的地位已在下降,同时,抄袭作品的地位也达到了峰值。霍姆斯的观点也创造出了“经济价值即财产权利”的循环,破坏了相应的著作权法体系,这也正是霍姆斯坚持主张独创性是财产权利的基础而谨慎避免的循环。布莱斯坦案转向通过设立商业价值,将渐进式的方法运用到美学进步中作为首要的进步行使。法院对布莱斯坦案的误读以及该循环带来的更大误读使得法律的基本准则被限缩为积累型的方式。如今,著作权保护的初衷及目标均脱离了商业价值。独创性不再在循环体系中产生缓和的影响,通过引入具体价值的方程式而非仅仅着眼于不可复制的交换价值。

布莱斯坦案的确已经涉及到著作权保护中的“眉眼滴汗”原则,这也体现出一些限制标准外化成了“价值即权利”的循环圈。自从他倡导独创性后,霍姆斯称:“如果在著作权法案的保护层面存在某种限制,这种保护也不会存在于典型作品的限制型的宣扬中。最不值得宣扬的图片也比被抄袭的目录等类似物更具有独创性。

布莱斯坦案所遗留的另外一个讽刺的地方在于——亦或许是法律对于商业崇拜这一首要逻辑最为精准的表述——即在案例中法律虽坚持采用了布莱斯坦案中对于独创性的强调,但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削弱对劳动者“辛勤劳作”的关心。霍姆斯曾提到过“目录等……可能受版权保护”,他当然非常正确,因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著作权法保护了汇编在类似地图或电话簿等媒体中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布莱斯坦案件之后,保护“辛勤劳作”原则的逐渐消亡,为著作权法中劳力型作者形象的普遍崩塌提供了有力证据。现在作者的劳动仅仅是生产智力作品和确定谁拥有这些作品的手段,如果我们能用更少的劳动完成相同数量的产出,那当然更好。伊斯特布鲁克法官在1985年的意见中有效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获得成果所花费的精力……投入多少时间也是无关紧要的。尽管一张照片是瞬间产生的,而且其所表达的意义也具有偶然性,但是照片能够受到著作权保护。在14个小时内莫扎特可以写出一首钢琴协奏曲,巴赫可以创作出一首声乐套曲,狄更斯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创作一本《荒凉山庄》,“拉斐尔曲线”作为政治辩论中常见的重要经济学图表,它也不过产生于晚饭后的一张餐巾纸背面,只耗费了一分钟的劳动而已。但所有这些都是受著作权保护的。”

著作权法唯一关注的是结果,关注商品化的“商业价值”,这一点也体现在法律的其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合理使用的变革性原则,通常被认为是著作权理论中更具审美的进步,因为它通常是艺术性的占有。但是在坎贝尔诉阿卡夫玫瑰音乐公司案中采用合理使用的变革性原则时最高法院宣称“著作权的目的,尤其是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的目标,通常是通过创作变革性作品来深化的”,因为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替代原创作品……而是旨在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以更为深入的目的或不同的特征,用新的表达方式,意义或信息来改变原来的东西。”法院解释了进展条款(经修订),重点关注变革行为的最终产物:“变革性作品”“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联邦法院从未考虑被告变革行为本身的价值:特别是第二代作者可能从这种行为中获得的乐趣和启发,即使他最终未能修订完成并发表的变革性作品。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案子中对此从来没有过任何争议,而且按照惯例,这被理解为对合理使用的质询没有任何影响。

在将艺术纳入知识产权条款,并以此商业标准来回应审美进步的问题时,布莱斯坦案最终产生了一个与当今思维脉络完全一致的论点,倾向于用定量性、累积性的术语来评估所有的发展模式——换句话说,评估标准就是把握“更多”。更多的版权保护会产生更多的表达,引发争论,我们相信,这其中的某些表达会促进审美进步,以更加多样化的表达、更为优美的表达或者单纯的以更为愉悦的表达来推动审美的进步。法院会经常上演这些争论,第十一巡回法庭曾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这种广泛的(版权)保护会鼓励作者创作更多的作品,从而推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发展。”这种累积主义的方法可以说是始于布莱斯坦案。虽然霍姆斯在本案中难以掩饰他对先前作品的厌恶,然而他的观点还是倾向于为那些原创的、其他人想要抄袭的作品去确立一个完全财产化的基准,不管其本身是否优秀,都对其予以激励和保护。虽然这会引发一些短暂的不利影响,但它也会促成更多“对世界持续有利的作品”的产生。

三、对布莱斯坦的超越

就像本文所说,霍姆斯在布莱斯坦案中拒绝了对于人格的主张,人格既能满足最初的要求,也能满足进步的需求。他得出的结果需要分为审美中立及对市场的预期来讨论他对于进步需求的提高。除此之外,为了知识产权法更好的适应商品导向,“累积主义”建立了审美进步的概念:实用主义审美认为可以根据制造该用于审美产品的劳动者应该获得报酬以及可以促进更多这样的劳动这个简单命题来判断及评定审美的进步。

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消费社会来说,布莱斯坦案是有意义的,在这个社会里,对大多数居民来说,消费(或宗教信仰)是审美意思的唯一来源。而生产,或劳动,通常不过是“麻醉剂”的苦差事。在这方面,许多人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审美生产的手段和这种生产的传播手段高度集中。审美生产的原料是非常稀缺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因为“群众”的审美状态仍然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有些人甚至有理由认为美学的进步本质上是贵族式的,仅仅是由更伟大的作品、更可存档的优秀作品组成的或者更多的博物馆之翼。对其他人来说,比如那些致力于早期美学运动的人,工业主义和消费社会最终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使审美体验民主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即使是这种“传教唯美主义”最乐观的实践者也认识到,如果不是完全的话,这种体验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被动消费的形式,而非主动生产。新世纪带来的技术和文化条件与影响布莱斯坦的当然有所不同。就像19世纪60年代的“空间法”和90年代的“网络法”一样,“法律未来主义”新浪潮以法律评论的形式应对资源后稀缺社会和3D打印技术的出现。

尽管这些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潜能离穷尽还有很远,其在促进美学上的适用以及法律对于促进这方面发展特别是在用户自创内容上的角色定位已变得清晰。这个时代,美学产品制造方式几乎无成本,分销途径彻底去集中化。用户创造的内容大多非商业性,因为他们喜欢并能从创造和分享中获得价值。“商业价值”,且不说是否卓越,正如其并非艺术预科班的目的一样,亦非用户创造事业的目的。用户创造本质上是文化的,即刻流动而非瞄准于未来消费。我们在这里更关注的“增值”着眼的是更多的美学实践、更多地实现“个性”、更多人群活跃和聚集,而且都是在当下。

这就是部分缘起于20世纪“经济富足”愿望的美学实用主义在21世纪更有意义的原因。本质上,美学实用主义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平等主义视角的美学进步的内涵,其不是通过美学作品、更高的美学建筑来评判进步,也是不通过新概念“所有事物美学化”即赋予日用商品更多美学吸引来评判。富足社会特别是快速迈向自动化的社会,其问题不是有价值的美学消费的机会缺乏而是美学产出的机会缺乏。美学实用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大众可接触、可参与程度来评价是否进步,并且不基于一种保障日常普通的创作人才的充分发展的道德信念。我们的新技术和文化条件都开始让这种对美学进步的解释变得恰当。

伴随网上自主创作兴起的大规模美学实践民主化表现出版权法对待美学进步的单纯的经验主义方式已经过时。现行制度辩护者可能会以网络作者的作品剧增为证据,认为经验主义方式确实会产生“增值”,但是版权法很难激励这种表现,很多此类作品并不具有重大的内在价值而难以成为美学实践成果和进一步美学实践的源起。然而,对于自主创作,版权法现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民主化美学实践和参与,但鼓励“大众”被动性消费而非主动创作。

这在“巨作”上表现尤为明显。多年来,版权体系帮助构建文化体系,在法律有力支撑的运销秩序下,一些作品在文化影响上,若本身属于商业性质的话,其盈利能力上远远超过其他作品。这些作品成为文化交流和重要分享价值来源的中心。它们为其他人用于自主美学实践提供重要原料。然而,版权法确保这些作品免于非授权使用和再编,免于罗蒂所说的“想象型重述”。其进步性、变化性原则仅用于少数可适用情况,其保护是不够充足的,而且其本身关注于作品结果而非方法的累积。

布莱斯坦案适用了作为版权保护的基础和目的的个性这一概念,在实际效力上,原创性要求与其现行典型意义没有很大差异。几乎所有非复制表述都具有版权保护的资格。然而,在版权法主章节的规范性效力可能会很深远,以致于其他部分可能在实际效力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实质上更与现行科技一致。不论如何,就布莱斯坦案而言,我们也应抛开有悖事实的部分,直接考虑建立在追求实用型的美学进步上的法律会怎样不同地适应新的科技环境。

第一,法律会审慎地在激励创作和作品使用之间寻找平衡。如果我们承认美学进步的一个要素是促使二次创作,因为该行为是好的(不管产生的成果),那么我们必须在版权法中保持创作美学作品的财产性激励与他人对作品实施美学行为的限制间的平衡。关键是,科学和技术进步背景下,我们何时在考虑这种激励和使用间的平衡,我们通常只在确保二次创作作者和开发者能创造体现进步的二次创作作品时这样做。我们的目的是结果,而不是方法过程。确实,我们通常不怎么青睐技术劳动,因为我们仅仅将其视为带来实际利益成果的高成本手段。然而,在美学的语境下,我们努力适用“使用-激励”平衡方法于美学产品自身价值,而不管二次创作作品本身是否表现出原作品以外的附加价值。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版权法开始保护自主创作作品前,即使该作品与现存作品无差别,一直在此路径行进。

第二,为推动美学进步,版权法会更强调作品生产中劳动的本质和意义。与传统不同,我们需要更多浪漫主义作者,尤其是平等主义上的美国通识的浪漫主义作者,即霍姆斯所说的“个性”。版权法更强调作品的人类文明来源阐明,即新作品是建立在其他凝结了人类劳动的已经存在的受到版权保护的作品上而非灵感或“自然力量”上。正如其他商品,智力劳动并非自然就产生了,而是源于社会和众多智力劳动者的智力联系。现行版权法的经验累积主义导向倾向于模糊此事实;如果对事物浪漫化,其实是盲目对“浪漫主义作品”浪漫化而非“浪漫主义作者”。这种转变意味着精神权利保护体系和其相关限制的扩张。法律现行的有限的精神权利体制充分表明法律的产品导向而非过程导向立场。我们现在仅仅对“可视艺术作品的作者”提供作品归属性和完整性的精神权利保护,可视艺术作品即《版权条例》规定的单行版画作、印制作品、雕塑或者照片。(照片的情况,须是签章落款的或者现存仅200份及以下的连号且每张均带签章的照片这些作品)。法律授予作者精神权利并非基于他们的产品生产方式,而是他们最终生产和发表的作品的本质,其几乎不考虑个性,即凝聚在副本有限的作品中的精神“汗水”。商品划定了劳动者的地位,而非劳动者划定了商品的地位。

结论

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794年《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阐述了他所谓的“美学路径”:“如果人类在实践中处理政治问题,那么他必须通过美学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有美才能引领人类走向自由。”席勒表达过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极端失望,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在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彻底崩塌,这他的“书简”中,他着眼于个人美学意识的培养与“斯皮尔特里布”的解放,或朝着美学游戏方向发展,并把其作为突破与逆转启蒙运动愿望的一种手段。不可否认,发生在欧洲一个半世纪的事件表明席勒对美学和政治美学化过于信任。但是,席勒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美学中寻求探索人类“发展”的现代思想家:进步需要标准来决定它的定义;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在数量、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显然超过其在质量、伦理以及美学方面的进步与发展。同样地,进步也可能是一种对自身的倒退。

近几十年来,知识产权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它保护的是最新的高科技、媒体、娱乐、时尚、艺术和品牌,这些领域都能够产生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以及全球文化影响力无形的“超级明星作品”。但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美国法律明确致力于促进“进步”,而执行这一承诺的宪法在其结构中将现代化思想中科学和技术的积极世界与抽象审美的非积极世界之间的根本分歧纳入其体系。发展驱使知识产权法处于现代化的中心,同时,知识产权法在技术上是渐进式发展的,它也可以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反动。正如本文试图表明的那样,它也可能是美学上的倒退,我们的版权法不断追求的知识商品“巨型仓库”,越来越多的呈现出“铁笼”的特性。即追求的首要任务是积累更多的东西。这种追求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这种生命已经超越了它诞生时的技术和文化环境。最终,或许幸运的是,布莱斯坦的故事以及对发展的所有追求者来说,最初从知识产权条款中分离出来的美学和对进步的追求可以挽回倒退,并重新定位,使之对发展的追求朝着我们所认为的方向前进。因此,制宪者废弃的那块石头可能成为我们版权法的主要基石。


 

 
来源:《哥伦比亚大学法律评论》第117册
责任编辑:周飞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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