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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迟延的检视与规制
——基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失信行为的研究视角
作者:张引千 王蝶  发布时间:2019-04-16 16:27:54 打印 字号: | |

引言:一个或许并非“顺势”的话题

民事诉讼迟延是诉讼时长在结果上超过人们对民事诉讼应然状态合理预期的民事诉讼法律问题。究其原因,既有“诉讼爆炸”下司法资源供需矛盾,也有民事诉讼制度性迟延和主体性迟延。“制度性迟延”是指民事诉讼法规范本身所允许的迟延或是其导致的迟延,“主体性迟延”可从法院、当事人等角度细分考察。在自由主义诉讼观尚未完全发育,诉讼职权主义因素仍有大量残留,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忧广泛存在,应当以诉讼权利制约审判权力的现实语境之下,从当事人失信角度探讨规制之法似乎不太合潮流。然而,尽管以自由主义诉讼观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尚未最终确立,但部分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违反真实义务、证明妨碍等失信行为却屡见不鲜。司法应对乏力、代理行为失范,又让诉讼功利主义向极端化发展,破坏力极大,亟待规制。

一、现状考察: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之表象

界定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需首先论及其与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集法律规范与道德约束于一体的原则性条款,并未明确诉讼主体的行为标准与裁判规则,且现有研究多认为其仅具有补充作用。

(一)不当行使程序异议权

异议程序是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机制。现行异议制度内容丰富,管辖异议、回避申请及当事人主体资格异议都容易被滥用。不少被告将管辖异议作为庭审的“必备程序”或“前置程序”,在异议被裁定驳回后继续提起上诉;没有或明知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等,阻碍庭审正常进行。

(二)不当行使处分权

处分原则要求当事人有权在诉讼中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如行使起诉权、决定诉请范围、撤诉或提起上诉等。个别原告增加对方诉累,故意不明确诉请或提出矛盾诉请,甚至在法官释明后仍不明确或变更,诉请被驳回后再起诉。个别被告有意识的等到法庭辩论即将终结时再提出反诉;故意通过上诉迟延裁判文书生效时间;部分没有调解意愿的当事人,故意申请与对方庭外调解,延缓裁判时间等等。

(三)不当行使攻击防御权

诉讼促进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当事人不得迟延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是具体要求之一。实践中,大多数被告在答辩期内不答辩或不实质答辩而在庭审中突袭;举证期内故意不举证,无正当理由要求延期举证或调取证据,分多次举证或故意先提交复印件不提交原件;先后申请本可一次申请的多种鉴定等,将庭审演变为一次次“庭前准备”。个别当事人甚至故意在二审中举证,或在一审释明情况下不申请鉴定在二审申请鉴定。

(四)违反真实义务

在辩论原则下,当事人当然有权提出利己的事实主张与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得胜诉。尽管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界定仍有争议,但“不得说谎”是较低标准的要求。然而,个别当事人为了获取有利裁判,在庭审中虚假陈述或在庭审推进过程中发现处于不利地位时,故意作出前后矛盾的陈述;通过提供虚假证据、指使他人作伪证或是对明知真实的材料申请鉴定等方式妨碍真相发现,进而影响诉讼进程。

(五)妨碍证明证明妨碍行为一般是指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故意或过失的毁灭、隐匿或妨碍对方当事人利用证据的行为。实践中,个别当事人故意毁损、篡改、隐匿等方式导致证据不能使用,拒不提供其持有的证据,拒绝出庭接受询问,阻扰证人作证,在鉴定过程中拒不配合选定鉴定机构、不按时提供检材,不配合或是以各种手段妨碍现场勘验、调查等,影响案件正常审理。

此外,部分当事人故意通过不领取或拖延领取法律文书的方式妨碍送达,以公告送达的方式实现诉讼拖延。

二、成因检视:诚信缺失背景下相关主体的行为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诚信意识受到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的严重侵蚀,各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失范与诚信缺失现象。在利益驱动之下,“人性中自我的成分可能演化为自私贪婪,成为道德沦丧的集中表现”,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正是相关主体在利益衡量之下的行为选择之果。

(一)当事人逐利而行: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

作为诉讼博弈中的“理性人”,当事人可能更为关注行为收益而非正当性。拖延诉讼仅为获益手段,而非终极目的。通过拖延诉讼,行为人可以获得较晚履行法律义务的时间差,继续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占用资金,迫使对方接受调解方案放弃部分应得利益,或将他人长期置于诉讼中贬损声誉以获取不当优势等利益。当拖延手段现实可行而成本低廉,“劣币驱逐良币、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必然发生。

1.拖延手段现实可行,行为收益既定。首先,不当行使处分权或程序异议权,妨碍送达等行为,建立在不当利用诉讼权利或程序的行权期限和流程基础上,能够或长或短实现拖延。诉讼权利及程序是司法救济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辩论原则下,对席审理相较于缺席审判更能保障当事人权益,送达不能时须经过法定公告程序。这些权利和程序皆建立在行权期限及流程保障基础上,实现拖延现实可行。其次,不当行使攻击防御权、违反真实义务、妨碍证明等行为,极有可能实现拖延。在没有强制答辩及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背景下,即便召开庭前会议,也可能因当事人多次举证、多次申请鉴定而重复开庭。司法是“回溯”的过程,是通过现有证据再现过去事实的过程,事实探知本就有相对性,受制并直接影响诉讼成本。违反真实义务或妨碍证明的行为,在增加相对人证明难度与成本的同时,客观上会妨碍真相的发现,进而引起拖延。

2.实施方式简单,行为成本低廉。司法救济若要现实可行,不仅要赋予当事人诉讼权利,也要避免设置过高的行权门槛。部分具有“合法权利外观”的行为,当事人只需在法定行权期限内,以一纸文书甚至当庭口头提出,无需缴费或无需实际缴费,便能增加或变更诉请、提出反诉或上诉,提出管辖异议、回避申请;调解、撤诉的限制更少。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妨碍证明或妨碍送达等行为,更是手段多样、方式简单。当事人只需对明知真实的印章或签字提出鉴定申请,将本可一次提出的证据分多次提交,在庭审中故意作出不真实的陈述,故意不接电话、拖延领取或拒绝领取文书等,都极有可能导致诉讼拖延。

3.法律规制不足,违法成本低廉。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部分看似不合理或存在道德瑕疵的行为,实为法律所允许,没有法律成本。部分行为尽管可能面临不利诉讼结果,如证据失权、驳回请求、不利推定等程序权利减损或诉讼行为无效与重作。但是,诉讼结果的不利并不意味着行为人需要付出额外法律成本。对于具有“合法行权外观”但实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除驳回申请外,现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制依据及惩治手段。对于法律明文禁止且规定了明确惩治措施的行为,但实践中适用较少,如对逾期举证、伪造证据等行为,除偶有适用训诫、罚款措施,罕有司法拘留,更不论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说,大量存在的失信行为近乎没有违法成本。

(二)司法应对乏力:基于裁判心理的考量

司法具有中立性与被动性,法院不应主动介入或干预当事人诉讼行为,但公正与效率同为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法官负有指挥和管理诉讼进程,促进纠纷公正、迅速解决的职责。部分法官基于规避自由裁量风险、担忧激化矛盾、避免额外工作负担等考量,对失信行为无所作为,变相放纵了当事人拖延诉讼失信行为的蔓延。

1.失信行为本身难以界定,法官自由裁量风险大。一方面,部分失信行为,尤其是大量具有“合法行权外观”的行为,缺乏界定的依据和标准。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在总则部分将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但其诞生之初就受到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双重挤压,造成了一种“夹心化”状态下适用的情势。作为高度抽象的法律原则,没有发展出相对统一或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判定标准,司法适用容易导致有关当事人诉讼权利受限、当事人滥用原则性条款危及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等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大量失信行为的判断,都涉及对当事人主观认知的考察,法官通过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或诉讼资料推知“恶意”“故意”“明知”,需要行使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背景下,部分法官既担忧引发当事人或社会公众对自由裁量行为的质疑,又担心自己将面临更高的裁判风险。

2.“有权无威”的适用易激化矛盾,法官不愿引发事端。即便部分行为被法律所禁止且明确规定了惩治措施,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 的背景下适用,容易激化当事人与法院的矛盾。尽管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为主,法院居中裁判为基本形态的,但“法院作为权力机构有自己的定位,在权力运作中必然与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紧张,在裁判者与当事人之间也就构成了一种矛盾”。 这种矛盾关系很可能随着法官对个案失信行为的干预而激化,将原本居中的裁判者异化为一方“当事人”角色,为法院带来额外的舆情风险,或为法官带来额外的压力与负担。或许正如学者所言,“法官难以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效地控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滥用。相反,当事人却可以通过各类渠道(如司法信访)挑战法官的裁量行为”。

3.惩治措施单一且流程复杂,法官缺乏适用积极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惩治措施,重在从维护诉讼秩序和司法尊严的角度,对失信行为进行预防和惩治,没有体现对相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弥补功能。即便当事人因失信行为被法院惩治,能否对案件纠纷化解或对相对方产生正向作用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同时,极端恶性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失信行为是极少数,训诫的适用范围特定且威慑性较小,而罚款和拘留措施直接关涉公权力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限制,需要严格遵循特定的审批手续、救济流程以及执行程序,司法适用较为复杂。法官需要履行多种手续,与本院其他部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法院进行协调,工作量大为增加。

(三)代理行为失范:基于监管现状的考量

诉讼活动兼具专业性、经验性与实践性,为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乃至部分公民提供了更多的“执业”空间。个别代理人为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罔顾职业伦理甚至是法律规范,将诉讼活动变为纯粹的竞技场。由于人员构成复杂、监管难度大,代理行为难受有效规范和约束,又进一步“催化”了失信行为的泛滥。

1.代理行为失范助推失信行为泛滥。在法学理论专业化、诉讼程序精密化背景下,如何将具体案件与程序法或实体法规范建立恰当联结,进而提出有利的主张或请求,对缺乏长期专门化法律训练的当事人而言,是难以完成的。同时,“民事诉讼的实际过程,并不单纯是一个是否具有诉讼法知识的问题,而包含着经过反复处理大量的案件才逐渐领会掌握的种种程序上的技术”。故特定审级、特定类型案件中,采取何种手段、何时采取手段能最大化实现当事人行为目的,建立在诉讼实务以及类型化纠纷处理经验基础上。因此,多数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中,都有代理失范的情形。

2.司法规制范围极为有限且易受质疑。尽管代理失范行为发生在司法过程中,但是法院的规制范围有限。除可依法对包括代理人在内的所有违反法庭规则或法庭秩序的人采取强制措施外,没有对代理人的其他直接规制权限。实践中,散见法院以司法建议形式,向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反映代理人的违法违规行为,但数量极少且存在显著的地域限制。同时,代理行为属于职业行为,判断职业行为的对错具有特殊性。在最大化维护当事人权益过程中,代理人可能有意识无意识的与司法机关产生一定紧张关系。在缺乏中立第三方评价基础上,法院单方对代理人的制裁,容易引发公众对司法机关限制诉讼权利、打压代理人等质疑,同时可能导致个案冲突向结构性矛盾发展。

3.诉讼代理监管制度缺失或存在实施障碍。现行民事诉讼法仅对一般公民的代理资格进行了限制,但没有对其代理行为监管的制度性规定。根据《律师法》及相关规定,现行律师管理模式为司法行政部门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自治管理“双结合”。律师协会作为自律性组织,尽管可以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但仅具有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惩戒权限,力度和威慑力不够;对同行的惩戒,也容易引发不当竞争或打压的非议。从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角度,虽具有对律师特定行为给予警告直至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权限,但对律师代理行为的监管,仅是其履行对律师、律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众多监管职责中的一个分项,在行政人员资源有限、律师队伍庞大及“诉讼爆炸”等现实情况下,可以想见,其行政监管是存在客观困难的。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行为的监管与惩戒,也需要依靠司法行政部门。这与律师代理行为的行政监管困境本质上是相通的。

三、规制建议:迟延诉讼失信行为的法治与社会自治

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的成因极为复杂,既有成文法律规范面对纷繁复杂司法实践的固有局限,也有司法应对乏力的现实无奈,还有代理失范的监管难题。皆非单纯的法律约束和规则之治问题,还涉及职业道德与社会规范,只有将法治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才是治本之策。

(一)法律规制层面:既定攻击防御体系下的完善建议

答辩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讨论诉讼迟延现象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二者已备受关注且短时间难以定论,故本文将在既定的答辩制度及证据制度基础下展开讨论。同时,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不同于虚假诉讼或恶意诉讼,应当慎重考量对其提起侵权赔偿之诉的建议,而应通过增设失信行为异议程序,完善失信行为责任体系,实现对守信方的救济。

1.在兼顾诉讼经济原则基础上完善部分诉讼程序。诉讼公正与诉讼经济存有一定内在紧张关系。赋予当事人诉讼权利和程序保障是司法救济功能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但越充足的诉讼程序和权利保障往往意味着越高的诉讼成本,提供何种程度的保障需要考量诉讼利益的大小。因此,建议持续推动与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探索限制对部分争议标的小、上诉利益小的当事人提起上诉或是增加其上诉成本,同时改革管辖异议上诉程序。我国的管辖异议制度建立在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担忧,以及特定时期法院内部因利益牵连对部分案件推诿受理或争相受理的背景之下,后者已随制度变更与客观的“人案矛盾”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在“审判公正假定”及当前更为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下,管辖错误与案件实体审理的公正性并无必然关联,管辖异议已作为一种矫正错误的救济手段,赋予了被告对抗的权利,上诉程序则强化了当事人对法院内部审判权限分工的过度关注,可能导致“程序过度”,具有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2.增设失信行为异议程序与认定程序救济守信方。当事人迟延诉讼失信行为既是干扰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也是直接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行为。异议程序则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利益衡平,“以程序正义实现结果正义”的一种方式。普通法系中,除法官负有预防和制止程序滥用职责,律师也是制止对方不公平诉讼策略的重要力量。因此,建议增设当事人对失信行为的异议程序,允许当事人对失信行为提出异议,但异议不影响案件审理;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认定失信行为。同时,异议提出程序、认定与答复程序都应当相对简化,以实现诉讼经济。当事人可当庭异议也可提交附带材料,法庭可当庭口头答复,也可经研究后作出决定。以此为当事人提供救济路径,弱化职权干预色彩。

3.完善失信行为的规制范围及责任方式补偿守信方。从完善规制范围角度,应当将所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如滥用管辖异议、回避申请、鉴定申请、妨碍送达等现行法并未明确规制的行为,都纳入妨碍民事诉讼行为范畴,并制定相应的强制措施。从补偿守信方及提高司法可适用性的角度,可参照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理念,增加部分金钱惩治措施。如改变传统的诉讼费用分担原则,使失信行为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考虑到被诉方失信较常见,可借鉴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模式,允许原告先提出支付律师费、公证费等合理支出的请求,若被告存在失信行为则予以支持,以此实现无需增加诉请或举证损失便能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守信方予以补偿。

(二)司法适用层面:缓解裁判顾虑与降低失信收益

法律规制体系是预防和维系诉讼诚信的前提,司法规制则是法律规范发挥有效约束的关键。着眼当前困局,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应对自由裁量风险;加强对法官的履职保护,缓解法官激活条文的后顾之忧。同时,鼓励法院创新内部运行机制,减少失信行为的可得收益。

1.通过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将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化。正如拉伦茨教授所言,“原则毋宁为一种指导思想,或透过立法,或借形成案件类型以演绎较为特定的规则”。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发布司法解释,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典型失信行为类型化与具体化,同时明确规制手段,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指引作用。通过指导性案例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和事例具体化,将部分不适合体现为制度但应当规制的行为也予以宣示,起到弥补法律规则局限、平衡公正与效率价值冲突的作用。对司法实务中有关“故意”“恶意”“串通”等当事人主观认知判断,可结合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解释,指引举证行为与降低司法认定难度。解决大量失信行为难以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大、裁量风险高的问题。

2.强化对法官的履职保护,缓解法官激活条文的后顾之忧。相较于各界对诚实信用原则被滥用之忧,司法的适用现状更有“沦为橱窗式原则”之虑。对部分法官激活诚实信用原则或相关规制条文的尝试,应当给予充足的履职保护,尤其是在引起舆情或公众关注时。实践中,已有对明显滥用管辖异议、鉴定申请等失信行为进行认定并引发关注的案例,法院的应对态度尤为重要,存有争议的案例应更为包容。借助这些案例,将实务与学术界的理论分析、批判形成互动,逐渐形成一种司法共识和行为范式,这也正是大陆法系各国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模式。此外,司法责任制错案追究背景下,建议充分尊重此类案件的司法规律,在案件质量评查、错案认定等标准中作出相对宽松的界定标准,以便让更多法官敢于对应当干预的失信行为进行规制。

3.鼓励法院创新内部机制,降低行为可得收益并提升成本。对于容易被当事人利用的上诉卷宗移送、文书送达、鉴定流转等环节,鼓励法院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创新内部运行机制,提升程序运转效率,减少失信行为的可得收益。如对管辖异议上诉案件以移送电子卷宗为主,同步移送纸质卷宗为例外,节约纸质卷宗重复装订以及在法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流转时间。同时,完善司法建议的制作及流转模式,针对典型且具有惩戒必要的代理失范行为,制定统一的司法建议格式和模块化说理词条,放置法庭或法官容易获取的其他地方;通过内部归口、定期专人收转的形式,充分发挥第三方对代理人的间接规制作用。

(三)社会自治层面:对话基础上的行为规则之治

法官与代理人都是追求个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都从事职业行为,应当互相尊重。对代理行为的规范,公权力规制不是唯一手段,惩戒也不是最终目的,应当在彼此尊重、加强对话、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划定行为边界,辅以更为专业、职业、公信的自治体系,实现科学规范。

1.在对话基础上联合出台代理人执业行为规范,确定行为边界。平等适用的规则不在于束缚代理行为,而在于明确边界,净化职业环境。代理人不可能永远仅为一个案件的当事人服务,在本案中对付他人的技巧可能正是另案中他人还之彼身的策略。在尊重与对话基础上,推动律师协会、司法行政部门、法院联合调研,以列举方式出台“负面代理行为清单”,尤其要囊括部分性质难以界定、法无明文禁止或是主要涉及道德伦理的行为,并将其与行业惩戒或行政处罚措施相挂钩,增强约束力。探索部分软性惩戒措施,克服行业惩戒力度过小,而行政处罚刚性过强的弊端。如借鉴美国强制法律教育等类似措施,让失信代理人在特定时间和场所进修一定课时;要求补充参加职业伦理考试;通过司法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等建立代理人诚信档案,当惩戒建议或投诉记录达到一定数量时,可采取额外规制措施等方式,提升软性惩戒的力度与实效性。最后,建立定期对话机制,实时更新和修订代理行为规范。

2.推动构建更为专业、职业、公信的自治体系,规制失范行为。建议由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牵头,成立包括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官及学者代表为成员的自治管理委员会,认定代理行为是否失范并提出惩治意见。自治管理委员会的意见作为行业惩戒或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但相关代理人享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异议或救济程序,惩戒依据主要为各部门联合出台的代理人执业行为规范。以此,克服单一公权力机关对代理行为的规制,或行业协会不当竞争之嫌,在专业、职业与公信的基础上实现自治。

3.在正当程序基础上,对代理行为失范的公民实行信用惩戒。对公民代理行为性质的判定参照适用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的代理人执业行为规范。制作《代理人执业行为规范承诺书》,载明若违反前述行为,法院有权将训诫笔录和惩戒建议寄送至所在单位和社区委员会等内容。强化法院告知义务,可借鉴证人宣誓、当事人签署保证书等方式,让代理人在庭前签订《代理人执业行为规范承诺书》,拒绝签订的,口头告知并计入笔录,确保程序正当。

结语

“迟延诉讼”是个极为严峻的司法现象,更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话题。立足当下语境,无论自由主义诉讼观是否发育成熟,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否建立,都不应忽视部分当事人失信行为对迟延诉讼的“贡献度”,以及对司法权威的破坏力。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的关键主体,既应得到足够的权利保障,也须在遵守法律、尊重诚信诉讼规则的前提下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这也正是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的基本要求与应有之义。

来源:成都中院民四庭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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