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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以C市污染环境罪案件为样本
作者:陈立 牟其香  发布时间:2019-01-06 13:21:19 打印 字号: | |

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国关注热点,环境污染类案件呈爆发式增长,以污染环境罪最为突出,2016年全国法院审理污染环境罪案件1446件,2017年审理污染环境罪案件1688件,同比增长16.74%。本文选取了2016年以来C市污染环境罪案件已生效判决26件为样本,分析当前环境资源刑事司法保护中污染环境罪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建议,以期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一、C市污染环境罪的现状

(一)C26件样本判决污染环境罪的现状

1.主刑、罚金人数及比例。C市污染环境罪案件已生效的26判决中,犯罪人数共计51人,其中拘役的2人,占总人数的3.92%;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5人,占被判处徒刑总人数的81.40%;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8人,占被判处徒刑总人数的18.60%;适用缓刑的有21人,占比48.84%;罚金51人,占总人数的100%;其中单处罚金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11.76%见表1

1:主刑、罚金人数及比例

主刑、罚金人数及比例

罚金

拘役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适用缓刑

罚金

单处罚金

人数

51

6

2

35

8

21

比例

100%

11.76%

3.92%

81.40%

18.60%

48.84%

2.罚金刑情况。根据刑法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并处罚金。在C市样本案件中,罚金金额在五千元以下的有5人,占比9.80%;五千到一万的有20人,占比39.22%;一万到两万的有13人,占比25.49%;两万到三万的有5人,占比9.80%;三万到七万的有8人,占比15.69%。其中单处罚金的有6人,包括一人单处罚金五万,由行政罚款抵扣;三人单处罚金七万元;一人单处罚金六万;一人单处罚金四万。可见,罚金金额集中于五千元至一万元,且最高金额也相对较低见表2)。

2:罚金刑人数及比例(不含单位罚金)

罚金金额

五千以下

五千~一万

一万~两万

两万~三万

三万~七万

人数

5

20

13

5

8

比例

9.80%

39.22%

25.49%

9.80%

15.69%

3.量刑情节适用情况。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情节较多,包括自首、坦白、从犯、赔偿等。且多数被告人不止一个量刑情节,从总体上看,污染环境罪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较好,具备从轻情节的较多,只有极少数具有从重情节见表3

3:量刑情节适用人数及比例

量刑

情节

从重

从轻

累犯

自首

坦白

从犯

认罪

人数

1

18

14

3

32

比例

1.92%

34.62%

26.92%

5.77%

61.54%

4.环境污染的治理情况。26件样本判决中,有5件案件的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其中1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受损民事主体进行赔偿;1件主动进行无害化处理;1件主动缴纳治理污染的费用;1件主动整改;1件在诉讼中主动赔偿损失。

(二)C市污染环境犯罪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表1、表2、表3的数据及分析可见,C市污染环境罪案件相对较少,被告人被判处的刑期较短,适用缓刑比例高,罚金金额集中于五千至一万元,普遍偏低,对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主动采取修复治理措施的案件较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但是刑罚的惩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并不理想,生态环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治理与修复,其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显著,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重定罪轻量刑,罚金金额偏低。虽然污染环境罪属于非暴力犯罪,其最高刑罚等级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通过表1可以发现,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比高达81.40%,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比18.60%,且适用缓刑的占比48.84%。在罚金刑中,通过表2可见,罚金金额在五千至一万的占比高达39.22%,一万至两万的占比25.49%,虽然三万至七万的有8人,占比达15.69%,但是包含6人单处罚金,并且其中有1人是单处罚金由行政处罚款相抵。虽然表3中样本判决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较好,自首、坦白的较多,但是从整体而言,污染环境罪出现重定罪轻量刑且罚金金额偏低的现象,环境损失与罚金金额不成正比,犯罪成本偏低。

2.环境损害并未得到有效修复与治理。26件样本判决中,只有5件案件的环境损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或者赔偿损失,且赔偿损失是当前污染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方式。环境损害结果具有潜伏性、滞后性、聚集性与扩散性,在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后,具体的环境损害结果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被社会大众所感知,例如非法排放含重金属的废水进入河流,因为河流的流动性,所排放的废水已经经过河流被稀释或者流入下河,污染物质在生态系统中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扩散、吸收或转化,再加上环境损害的取证、鉴定困难或者成本高,环境损害后果难以固定,许多污染环境罪案件的环境损害并未得到修复与治理。

二、污染环境刑事司法保护效果偏离的原因分析

(一)开放的刑罚规定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设置了两档,一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二是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结合《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及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的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入罪情形、量刑情节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并未对相应的主刑刑期、罚金刑幅度作出规定,此种开放的罚金刑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罚金刑的适用都比较谨慎、保守。尤其是对罚金刑幅度的开放性规定,导致法官在裁判时难以把握标准,裁判尺度不一致,造成重定罪轻刑罚的现象。

(二)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同

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

1.“违反国家规定的不同认识。实践中对违反国家规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是法定犯,构成污染环境罪以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为前提,那么达标排放行为则不构成污染环境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有背景下,污染环境罪在某种程度上已像盗窃、诈骗等传统自然犯一样,人们对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违法性的认识不再依赖于法律的规定。在这种背景下,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违反国家规定仅表示排污企业主观恶性更深,是罪轻与罪重的情节。只要企业认识到或者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排污行为可能导致严重污染环境,而轻信可能避免或者因疏忽大意没有遇见,结果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如陕西凤翔县和河南济源市发生的血铅事件就是达标排放的结果

2.“严重污染环境的不同认识,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抑或结果犯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司法解释》)第一条对严重污染环境列举了十七种具体情形,实践中对其是属于行为要素还是结果要素则存在不同认识,前八种列举情形将严重污染环境理解为描述污染行为严重程度的行为要素,后九种情形则将严重污染环境表达为污染后果严重的结果要素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中的行为属性情形与结果属性情形混杂导致了污染环境罪存在行为犯和结果犯交叉认定的问题

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属性情形中,一方面,描述直接污染行为严重性的判断标准是基于环保法律规定的形式性界定而非采取自然犯常见的危险实质判断;另一方面,单纯地以违反环保法律规定的间接行为特征如篡改数据等进行界定,与严重污染环境本身并不直接相关,也不会直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数据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费用等都不能涵盖进严重污染环境的文义范围中,并不应然带来环境的严重污染,脱离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实质含义,也扩张了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

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属性情形中,司法解释中既有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结果情形,也有污染带来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失情形,看似全面,但由于列举式解释的适用将带来适用时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导致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的混同,在实践认定上很可能导致忽视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本身,造成无法将污染环境罪与同样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结果的相似犯罪如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区别开来。

上述对严重污染环境的不同认识,源自对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及其保护形态没有明确的认识,《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正体现了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以及其保护程度没有明确的认识,造成实践中认定标准忽高忽低。

(三)重定罪轻刑罚的司法理念

从上述表1、表2、表3可见,被判决有期徒刑的刑期较短,刑期集中于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且适用缓刑的比例近半。罚金刑的金额普遍偏低,集中于五千至一万,被告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与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并不匹配,甚至还存在刑事审判无任何实质性刑事惩罚结果的情况。以个案为例,样本判决中有一份判决,其被告人被处予行政罚款5万元,后又因其行为涉嫌环境犯罪而被移送审查起诉,法院判决被告单处罚金5万元,由行政罚款抵扣。在该案中既然被告人被移送审查起诉,则说明其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较大,刑法对其行为的评价结果应该大于行政法对其行为的评价结果,但是此案的裁判结果却是单处罚金,由行政罚款抵扣。此种裁判结果直接导致被告人并未遭受任何实质性的刑事处罚,刑事审判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惩罚功能、教育功能和诉讼效果,也并未对环境保护产生任何实质性保护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还会产生刑事诉讼程序虚无化、无实际刑事惩罚的嫌疑。

(四)环境损失确定难

环境资源类案件其本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技术性,除了要求较高的技术设备配置外,更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侦查人员等办案人员具备较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

从技术性而言,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物质设备、技术人员配备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经济发达地区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自然具有先天的技术性优势,但是经济不发达或者经济欠发达地区才是污染环境行为的高发地区,技术方面的劣势自然导致环境损失难以确定,以致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对环境损害采取补救措施。

从环境本身的累积性、流动性等特殊性而言,环境损害一般具有累积性,环境损害结果的显现往往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这种积累性往往会导致办案人员忽视环境损害结果,抑或因为环境损害结果不可实际测量而导致无法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因此,环境资源类案件的技术性、累积性、流动性等特征导致环境损失确定较为困难。

(五)重办案轻宣传的工作方式

C市在污染环境罪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存在重办案轻宣传的就案办案的工作方式,宣传不到位,社会反效果不理想。环境资源类案件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特征,高效、及时、良好的宣传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高质量的裁判文书论证、高效到位的宣传,将会取得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丰收。

三、完善污染环境刑事司法保护建议

对于污染环境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理念、技术等难题,法院谨慎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打击环境资源刑事犯罪行为。但是这并不能满足当前保护环境资源对司法的高需求,针对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多维度确定罚金刑限度和幅度

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限度和幅度,污染环境罪也并未纳入《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罪名范围内,开放的罚金刑规定让污染环境罪的罚金金额忽高忽低,标准不统一。除了尽快完善法律规定以外,本文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确定罚金刑金额:

1.参照环境管理职能部门意见确定罚金刑金额。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罚金刑金额没有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解决当务之急,法院在确定罚金刑金额时可以参照环境管理职能部门的意见确定罚金刑金额。环境管理职能部门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行政处罚金额标准可以作为确定罚金刑金额的参考依据之一。

2.罚金刑的限度和幅度与违法所得、生态环境损害、公私财产损失按一定比例或系数计算。罚金刑以被告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为限度,以违法所得、生态环境损害、公私财产损失情况按一定比例为幅度。其中已经实际排放到外界环境的比例高于污染物质尚未排放到外界环境的罚金折算比例,使得罚金刑金额与犯罪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相匹配。

3.被告人对生态环境的修复行为及修复情况可以列入罚金刑、徒刑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主动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且经过专业鉴定确认已将生态环境修复至受损之前的状态的,可以降低经上述两点确定的罚金刑限度和幅度,在较低限度和幅度内确定罚金金额。若虽已采取修复措施,但是修复成果尚不确定的,可以在罚金刑限度和幅度内适度减少罚金刑金额,并在修复成果经专业机构鉴定核实后,根据不同的修复程度退还部分罚金。

(二)确定缓刑但书条款防止缓刑滥用

从表1可见,污染环境罪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高达八成,缓刑适用比例近半,适用缓刑较多,则缓刑被滥用的风险较大,有必要确定缓刑但书条款防止缓刑滥用。本文从建议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确定:一是曾被环境管理职能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被要求进行整改,仍然不停止违法行为、进行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二是采取篡改监测数据、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设置暗管偷排等方式的,采取此类方式进行偷排、漏排等逃避监管的行为,则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强,不宜适用缓刑;三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失较大的或者污染特定保护区域的,例如造成生态环境损失金额较大或者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则说明其行为造成的损失较大、主观恶性较强,不宜适用缓刑;四是在本地区、本市影响较大的,因为群众对生态环境较为关注,出于营造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保护氛围的需要,不宜适用缓刑。

(三)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

从对26件样本判决进行分析可见,只有5件案件中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赔偿、修护或治理,值得注意的是,这5件判决中只有1件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此可见,C市存在重刑事轻民事、重刑事惩罚轻环境治理保护的现象,而其余案件也存在轻型化的问题,这种重刑事轻民事、重定罪轻刑罚的司法理念已经掣肘着环境资源的司法保护,由此我们应该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通过刑事审判打击环境资源犯罪,同时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环境资源刑事司法保护的恢复性司法理念除了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之外,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实质化的保护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应该有意识地注重收集生态环境受损的证据,并严格依程序对生态环境受损的证据材料予以固定,夯实证据基础。并在侦查过程中或者结束后,主动与当地政府、环境管理职能部门等联系、沟通,争取对生态环境进行早期治理、修复。

二是在案件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该对生态环境损失进行鉴定,确定生态环境损失,并劝导被告人主动进行赔偿或修复,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联合行政机关及环境管理职能部门共同聘请专业机构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做到环境污染的早预防、早治理、早修复,避免污染物质扩散、损失扩大。

三是在裁判中,法院可以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创新刑罚辅助措施。例如可以增加补栽补种、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禁业禁止、停业整顿等辅助性措施。并且将被告人的环境修复行为及修复成果纳入酌定量刑情节,倒逼被告人主动采取措施修复生态环境。

四是在案件办理中加强宣传,营造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就案办案的司法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于环境保护的高需求,现有环境资源刑事保护也需要良好的宣传报道,将环境资源刑事司法保护成效广而告知,不失为一种绿色经济的环境预防措施。

例如宜宾市徐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1112日判决的一起非法捕获水产品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该案是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优秀案件,创新了刑罚辅助措施,将修复情况纳入酌定量刑情节,并宣传到位,营造了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在诉讼中法院组织被告人与宜宾市徐州区畜牧水产局签订了生态修复协议,由被告人投放规格为6-10公分的本地土著白鲢1万尾、草鱼1万尾、岩原鲤1万尾等,并承担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费用,并由畜牧水产局负责监督落实增殖放流生态修复。在裁判中将被告人的修复行为纳入酌定量刑情节,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加强宣传报道,案件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轰动全市甚至全国,以案释法工作效果显著。

(四)探索、创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在社会公益组织不发达,由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充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既可打击环境资源犯罪,又可以对生态环境进行实质性保护,可谓一举两得。并且检察机关在技术、资金、人员配备等物质条件上具有先天优势,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可谓是当前环境资源刑事司法保护的一道亮点。上述宜宾市徐州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非法捕获水产品案就是对此的印证。但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处于起步阶段,法律法规、程序性规定、责任承担方式等不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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