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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好意”与规制侵权的平衡
——网约顺风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研究
作者:罗宝珊 杨霄宇  发布时间:2019-01-26 13:18:28 打印 字号: | |

一、现状剖析:赞誉与质疑并存的网约顺风车

搭顺风车在日常生活中由来已久,近两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网约车平台的迅速兴起,网约顺风车走入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通过滴滴出行”“嘀嗒拼车等网络信息服务平台,驾驶人找寻到适合顺风同行的搭乘人,并按照约定将搭乘人送至指定地点,由搭乘人就出行分摊一定的费用。在当今城市发展进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诸多问题相继出现。据中新社消息,截至2017年底,我国小型载客汽车达1.85亿辆,其中私家车达1.7亿辆,占比91.89%。在大多数情况下,私家车的空间利用率较低,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时段,私家车的使用存在着二八理论,即路上超过80%的私家车内仅一人,占据了80%的道路资源,消耗了80%的能源,却只完成了不到20%的人员输送。而我国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方面,却呈现出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不够、发展速度太慢等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顺风出行突显出了闲置资源利用的优势,通过网络平台打破原有的信息传递桎梏,将顺风车的范围扩展至陌生人之间,更是对闲置资源的高效整合。对驾驶人与搭乘人而言,可便利出行、分担消费、增进沟通,对社会而言,则有利于节能环保,缓解交通压力,在避免浪费、缓解资源不足的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目标。故而很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鼓励顺风出行,如美国规定,搭载三人以上的私家车可以行驶快速通道,新加坡在上下班交通高峰期时要求私家车空车上路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在德国多处设有拼车停车点,随处可见以方便人们拼车等。在我国,根据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滴滴顺风车和快车拼车服务累计分享座位也已超10.5亿次。

在网约顺风车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对于其合法性的质疑也随之而来,部分行政部门、出租车管理人员认为,无偿的顺风车为互帮互助精神之体现,合情合理,而有偿顺风车搭乘过程中,驾驶人与搭乘人之间出现了金钱交易,却未按照营运规定取得资格认证、缴纳税款,已违反了我国客运管理的规定,构成非法营运,且在出现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时,搭乘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根据交通运输部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与个人不得为乘客和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提供信息对接开展运营服务,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或拼车名义提供运营服务,可见在法律上仍未对顺风车的合法性予以认可。现实中的崛起迅速、发展势头正盛的网约顺风车是否逆行也成了人们的关注焦点。

不可否认,在当前的背景下,网约顺风车确实存在运行不规范、规制不严格等种种问题,但其在节能减排、建立公民情谊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8条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亦将绿色出行、保护环境作为民事主体活动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对善良社会风气的引导。故我们不可因噎废食,对待网约顺风车这类新兴的形式引发的损害赔偿,应从法律角度对其引发的损害赔偿尽力加以规制,而不是一味地抹杀。

二、问题凸显:行为定性的争议带来赔偿责任认定不统一

互联网模式下的顺风车,是对传统顺风车的延续与发展,在带来多样的选择和更便捷的出行方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驾驶员与搭乘人之间由熟人范围扩展至陌生人之间,费用的分摊有了明确的标准,且成为顺风搭乘的必要前提等,这些新的特征也为网约顺风车侵权责任的正确认定带来了难度。在网约顺风车涉及的各类侵权纠纷中,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发生最为频繁,由于缺乏统一的处理标准,各地法院在对相关案件的处理上也是五花八门、难以统一。现实中此类纠纷的频发与当前法律上的无能为力对审理法官的裁量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双方法律关系难以确定,网约顺风车行为难以定性的情况下,对此类交通事故纠纷中损害赔偿责任之认定与承担进行探讨,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价值。笔者拟从以下两个典型案例入手,对当前顺风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展开探讨。

案例一:

被告钟某某将自有车辆在被告小桔公司处通过滴滴出行平台分别注册了滴滴快车及顺风车业务,并经营数年时间。20177月某天,钟某某驾驶车辆在滴滴出行平台接受了十余单快车业务,完成最后一单快车业务后,钟某某在返家途中又在滴滴出行平台上接受了两单顺风车业务,后钟某某所驾车辆与原告何某所驾驶车辆相撞,造成二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通部门认定,钟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钟某某所驾驶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及不计免赔,投保单上载明的机动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各方诉至法院后,钟某某提出其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告损失应由小桔公司承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小桔公司辩称其提供的顺风车业务是居间服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提出钟某某将车辆用于营运用途,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桔公司仅在滴滴出行平台上提供合乘信息,对合乘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合乘关系并无约束,对钟某某并无管理行为,故对钟某某系履职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快车和顺风车业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钟某某的快车业务目的地和乘客均具有不确定性,驾驶风险必然增加,故对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的主张予以支持。

案例二:

20175月某天,被告黄某某驾驶自有车辆原告李某某驾驶车辆相撞事故发生时,黄某某所驾车辆通过滴滴出行顺风车平台,搭乘了案外人郑某、李某,事故致使郑某、李某受伤,车辆受损。黄某某所驾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因黄某某接受顺风车业务营利,改变车辆性质而提出在商业险范围内拒赔。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顺风车乘客分担的仅为部分出行成本,属于纯粹的共享经济,滴滴顺风车与传统顺风车的差异仅在于其合乘行为的信息化渠道,与网约车有本质上的不同,搭乘他人的顺风车行为并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不属于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故对保险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典型的网约顺风车并不具有营运性质,事故风险也不会显著增加,但本案被告黄某某所举示证据并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该次接单系在合理路线上顺路搭载乘客,认定黄某某搭乘两位乘客的行为不符合网约顺风车的典型特征,性质上属于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改判支持保险公司的请求。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看出,对于网约顺风车的认定与性质的确定,实践中仍未得到统一的标准,法律上更是尚无定论。审判中,对因搭乘网约顺风车所带来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是应采取的归责原则及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的限度不明,二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行业未给予适时的帮助,可能致使发生纠纷之时受害人不能依据交强险及有关商业险的约定获得赔偿。

三、破题之道:准确定义网约顺风车行为的性质

行为双方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也是确定侵权责任的基础,既然在网约顺风车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侵权纠纷,通过准确定义网约顺风车行为以确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便尤为重要,不同的定性会为双方带来不同的法律约束。

(一)立法导向:对网约顺风车行为予以鼓励、保护

在网约顺风车出现前,我国便有传统的搭便车行为,实践中对该类行为多认定为好意施惠。在借助信息化平台获得了更广阔的施行空间后,网约顺风车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搭便车行为的特征,相较于有偿的客运合同,网约顺风车不具有明显的营利性和约束性特征,相较于传统的顺风车,施惠者和受惠者又往往是不相识的两个人,并且有一定的支付标准,尽管立法未对网约顺风车行为作出回应,但我们仍可从某些行政法规上窥见国家对于该类行为的导向。《暂行办法》中对网约车行为作出了界定与规范,即网约车是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依靠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车辆需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即规定网约车因具有经营性质而需办理相关审核和证照手续。但对于顺风车行为,《暂行办法》却另作出规制: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由此可知,在上述行政规章中,顺风车与具经营性质的网约车并非同一概念。

在此基础上,北京、上海、重庆等多地纷纷作出回应,制定实施意见对顺风车行为作出规制,如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中规定,顺风车指服务提供者发布信息,选择出行线路相同的乘坐者,分摊部分的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合乘出行为各方自愿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事行为。在其他多地的规定中,对顺风车行为的定性也趋于相同,即顺风车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也非营运行为。

由此可见,滴滴专车、快车等网约车的本质依然是出租汽车,目的在于营运,法律对其予以了严格的规制,相关车辆和从业者需符合相关条件并经一定的审核程序。而对于顺风车,立法更倾向于认可其为新兴的共享出行方式,而非营运行为。顺风车的出现,丰富了公众的出行方式,与国家倡导的绿色出行理念亦不谋而合,对于这类新兴事物,法律采取的是鼓励、保护的姿态。

(二)客观界定:网约顺风车行为的非营运性

1.网约顺风车行为具无偿性网约顺风车存在固定的给付标准,费用的给付也是搭乘该类顺风车的前提条件,因此对于网约顺风车是否具有无偿性,实践与理论中均存在较大争议持有偿说的观点认为,搭乘人向驾驶人给付了费用,双方存在价值交易,即是有偿行为而持无偿说的观点认为,不应单纯的将顺风车中的油费、过路费分摊认定为有偿,这种费用的分摊不是对价给付,仅是对驾驶人的补偿。笔者更为赞同后者的观点,对于有偿与无偿的区分,不应简单的以是否存在费用支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存在对价支付为标准,即给付者给付的财产是否与其所享受的权利构成对价关系。

如史尚宽先生所说以财产给付为目的之法律行为中有对价者谓之有偿行为,无对价者谓之无偿行为。不论是相对于出租车还是其他网约车,网约顺风车的驾驶人收取的费用都明显偏低,大概为打车费用的50%。笔者认为,网约顺风车中虽存在费用的支付,但该费用仅构成对驾驶人车辆行驶带来的油费及车辆损耗的象征性分担,与搭乘人所享受到的车辆驾驶服务显然不构成对价关系,这使得网约顺风车与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有偿服务区分开来。

2.网约顺风车行为不符合营运性行为的特征如前所述,顺风车驾驶人所收取的费用仅为弥补成本开支,与经营性收入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除此以外,我们从网约顺风车行为中,还能看到许多区分于营运性行为的特征。首先,驾驶人具有固定的他项职业,不以开顺风车为生活来源,其搭乘行为只是因为搭乘人目的地的基本相同,可顺路搭载,而并非如营运车驾驶人一样,不具备自己的目的地,车辆驾驶行为是为了专程运送。其次,营运车的性质是车辆使用权租赁,在搭乘营运车辆时,乘客拥有车辆的使用权,驾驶员仅仅是乘客为行使其使用权而雇佣的服务人员,他通过协助乘客行使其使用权获得服务报酬,而顺风车驾驶人在搭载他人的过程中,并未因此而转让车辆的使用权,同样印证了网约顺风车的非营运性质。

(三)主观界定:网约顺风车行为符合好意施惠特征

目前理论界对于顺风车行为的定性,主要存在法律行为说、事实行为说及情谊行为说法律行为说倾向于将该类行为定性为客运合同,事实行为说主要表现为无因管理说,如王长发教授认为,从事实层面、逻辑层面、在价值层面,其行为均契合无因管理的本质属性,情谊行为说则认为网约顺风车行为构成好意施惠,是一方主体出于道德上对善良的追求而为,发生在法律层面之外。网约顺风车如属于法律行为的范畴,必将受到当事人之间合意的约束,享受其权利履行其义务。如属于事实行为范畴,则要受到特定法律的规制,而情谊行为属于道德层面的行为,并不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也并非法律调整的范围。

1.网约顺风车与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欠缺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法律行为中存在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其着重强调行为人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并通过一定的行为表达于外,为他人知晓。可见行为人在作出行为时,是否旨在追求法律效果,是否具有受法律约束的意图,即是否具有效果意思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行为的关键。

在合同关系中,行为的给付者意图使他的行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受领者在获悉该种意思表示的前提下领取给付,双方的合意形成了债法意义上的约束力,任何一方违约则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网约顺风车的行为关系中,搭乘人与驾驶人就搭乘事项达成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合意,却并未明确地作出受到法律约束的意思。笔者认为,顺风车双方达成的合意缺乏受法律约束的效果意思,以现行滴滴顺风车为例,驾驶人或搭乘人一方临时取消订单,只需向另一方支付3元的补偿费用于补偿空等的损失,而毋须如客运合同一样,需要在综合评估另一方损失的基础上确定违约赔偿,此处的补偿仅在于情谊上对他方的弥补、安慰,与因双方缔约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完全不同。即是车主出于个人自愿而允许同乘者搭乘,分摊路费的同时,更具有乐善好施的好意性,并无因此行为产生债法上约束的意思,搭乘人也并非在此法律意义上接受其恩惠。同样,双方亦可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拒绝对方的请求,而并不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违约责任,搭乘人无需强制履行运送的义务,也无主张收取运输费用的权利,相应的,在未享受到搭乘服务时,搭乘者也无提起违约之诉的权利。

2.网约顺风车与事实行为:无法律特别规定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据法律规定直接产生法律后果,即事实行为中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具有法定性。行为因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而产生效果,不以行为人的内心意志为主导。发生在行为人之间的事实行为主要包括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二者均不以双方事前的合意为前提,而在顺风车搭乘中,同乘需要驾驶人与搭乘人的合意方能实现,这使得顺风车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区分开来。因事实行为中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因特定事实而产生,故在法律未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将顺风车行为认定为事实行为显然不当。

3.网约顺风车的归类:情谊行为如前所述,网约顺风车行为的双方不具有法律上的意思表示,亦不符合因特定事实产生事实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该行为同传统的顺风车一样,排除在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之外,双方因达成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搭乘合意而为的搭乘行为,应纳入好意施惠的范畴。情谊行为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行为双方形成社会关系而未形成法律关系,同亲情、友情等社会关系一样,应交由道德规范调整。

(四)好意同乘中的侵权行为规制

网约顺风车作为一种情谊行为,法律不予规制,当因搭乘顺风车发生损害结果时,搭乘人不能依据合同之债要求赔偿,但并不意味着其无法因驾驶人的侵权行为而获得赔偿,法律作为一种较为抽象的守夜人,只要其所保护的对象受到不法侵害,法律都会伸出正义之手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对犯罪者施以严惩,即便是在好意同乘这种道德领域内。我们在看待由顺风车带来的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时,应当将好意同乘行为本身与侵权行为加以区分。在好意同乘的情形下,虽然搭乘人因驾驶人的好意,未支付对价搭乘车辆,但并不意味着驾驶人一方不需要负谨慎驾驶的安全注意义务,因顺风车的无偿性要求搭乘人对乘车的风险自行承担,显然也有失公平,在搭乘顺风车过程中发生侵权行为时,单纯利用道德标准也己经无法解决其中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评价因搭乘顺风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时,应当对搭乘行为与侵权行为作明确的区分,

同时,我们亦应注意到,顺风车行为因驾驶人的好意而达成,作为法律需要引导、鼓励的善良意志,在致损时,虽不能因驾驶人好意的初衷而免除其赔偿责任,但也需要我们在确定侵权责任时,将好意二字纳入考虑范围,将该类顺风车导致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与一般的纠纷区分开来,更加谨慎地适用法律。

四、问题解析:网约顺风车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当顺风车搭乘中出现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时,法律就需要作出介入,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善法之塑需要道德的充实和引导,违背了朴素公平观念的法律缺乏实施的价值,一个法律制度需要能建立一个能使善良的人可自由自在地实施良善行为的空间,故对驾驶人好意的关怀必不可少。如何在对侵权行为的规制与对好意行为的回应中寻求平衡,是审判实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对网约顺风车驾驶人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如前所述,网约顺风车的好意性不意味着搭乘人对生命、财产权利自担风险,作为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在为他人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仍需尽到谨慎驾驶的义务,而不应当因其好意性而降低对驾驶人注意义务的审查标准。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与旅客间构成合同关系,承运人需对旅客在旅途中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这是与承运人所获的收益相符的。而在网约顺风车中,驾驶人与搭乘人之间为好意搭乘关系,驾驶人获得的仅是分摊的路费,严苛的要求驾驶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显然与其享受的权利不符,且在我国相关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枉顾驾驶人好意的初衷,要求其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亦是对互帮互助风气的伤害。鉴于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对交通事故侵权行为进行规制的基础上,对搭乘人的好意作出回应,故笔者认为,对网约顺风车驾驶人的归责,应当在要求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前提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适用民法的公平原则,综合考虑各方情况,适当的减轻驾驶人的赔付责任。这样既实现了对驾驶人过错行为的评价,又不至于打消好意人施惠的积极性。

2.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既然在网约顺风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驾驶人进行归责,在确定各方的责任承担时,对各方过错的考量也至关重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意即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因机动车的搭乘存在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搭乘人在过程中同样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当其未尽注意义务或未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或损害后果扩大时,应运用过失相抵原则,减轻驾驶人的损害赔责任,以体现对交通事故中各方过错的正确衡量。

(二)对网约顺风车保险责任的完善路径

同本文所举示的两个案例一样,在实践中,无论对于第三者的损害或驾乘人员的损害,保险公司对因网约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均会提出在商业险内拒赔的要求,社会各界也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理由也均是基于对网约车性质的不同认识。因网约顺风车不同于专车”“快车等其他网约车的经营性质,并未导致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故笔者更为赞同此类顺风车行为不能构成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车上人员以外的第三人,可据此获得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理赔,然而,对搭乘人而言,仍存在着一定的艰难处境,作为车上人员,其被排除在本车交强险的范围外,车上人员险目前的推广率又远低于商业第三者险,远远未能满足现实的赔付需求。车上人员责任险作为商业险,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同三者险一样,应当由保险公司根据事故责任及保险合同的条款约定来进行理赔。因此,笔者认为,对车上人员座位险的宣传力度应当加强,通过降低车上人员险费率、扩展宣传途径等方式,鼓励广大车主尤其是网约车车主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在保障搭乘人获得赔偿的同时减轻自身负担,必然是解决网约顺风车过程中所产生纠纷的一个良好途径。

同时,近年来,鉴于网约车的推广与流行,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就此推出了专门针对因搭乘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侵权的保险种类,笔者认为,对此类专门险种的规制与推广,也不失为规范网约顺风车行为中的保险赔偿、维护搭乘人合法权益的良策。

(三)对网约车平台责任承担的确定

《暂行办法》中明确将网约车平台与驾驶人之间定性为劳动合同关系,即网约车平台与搭乘人之间构成了承运合同关系,并依此进行了规制。在网约顺风车模式下,驾驶人将自有的私家车在网约车平台上注册,利用平台提供的数据,自行选择是否搭乘同路的人员,相比其他网约车而言,驾驶人具有明显的独立选择权利,在驾驶人与搭乘人的关系形成中,网约车平台只是起到了信息传递人的作用。笔者认为,平台与驾驶人之间应当构成居间合同关系,其通过数据上的匹配,向驾驶人与搭乘人提供信息,促成双方的搭乘关系,以获取相应报酬。而此时的平台责任,主要体现在对准入资格的审查,包括对于私家车辆、驾驶员资质的审查等。搭乘者通过平台选择顺风车,无法核实车主信息的真实性,无法控制合乘途中的意外情况,出于对搭乘者保护的原则,对平台的审查责任应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当平台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时,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来源:金堂县法院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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