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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致他人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陈某被控交通肇事罪案
作者:刘俊佚 胡筠  发布时间:2019-01-16 12:03:23 打印 字号: | |

行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致他人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案号]

一审: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刑初547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

2017217640分许,被害人罗某驾驶川AB9145号海凌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120号门前路段处时,遇行人即被告人陈某由其行驶方向从左向右跨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横过机动车道,造成被害人罗某所驾车与被告人陈某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被害人罗某、被告人陈某均受伤,后被害人罗某因颅脑损伤抢救无效于2017228日死亡。经认定,被告人陈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罗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并致一人死亡,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陈某犯交通肇事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一致,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合理、适当,予以采纳。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925日作出(2017)川0104刑初547号判决:

被告人陈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925日至2019324日止。)

 

[论证]

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旨在保护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交通秩序安全、顺畅、稳定。对交通中参与人予以刑法规制,在于强化交通参与人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意识,外化规范行为,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交通秩序,切实保障公共安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他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应无疑议。司法实践中,需明确行人属于交通肇事罪主体、通过案例确立示范本,以更好规范闯红灯”“翻越隔离栅栏”“中国式过马路等行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

一、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1979年《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了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均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尽管1997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并未限定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为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但根据2000年《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主要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现行司法仍然按照以往的刑法规定将其主体分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

《解释》规定交通肇事罪主体容易引起理解上的困难,有论者认为前者是指一切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同保障交通运输安全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后者是指虽然不以从事交通运输为业务,但正在进行交通运输的人员。另外,单从字面上理解,也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第一种理解是基于从事交通运输的行为是否合法,但构成犯罪的实质还是行为人实际进行了交通运输,依此理解则很难解释在高速公路上实施拉车乞讨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第二种理解下,则显得《解释》规定实无必要,且会造成其他的误解。现在刑法通说认为交通肇事罪主体是一般主体,笔者也赞同不宜对交通肇事罪主体作出限制,也不宜再作具体解释而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如果非要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进行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进行限定或区分,那么对非交通运输人员不应作某种限制。一方面,现行刑法并未对行为主体作出限定;另一方面,没有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也完全可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交通事故,以交通肇事罪定罪更合理。

二、本案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分析

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为四要件体系,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目前,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是犯罪构成两阶层体系,包括不法和责任。司法实践基本以传统四要件体系进行犯罪构成的认定,限于篇幅不论及上述两者的区别和优劣,就本案仅以司法实践方式进行犯罪构成分析。

(一)本案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的主要作用是区分此罪与彼罪,本案中行人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关系到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就行人违章横穿马路导致重大事故的认定,存在以下观点:肯定说认为,上述行为同样危害公共安全,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否定说认为,行为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不应定交通肇事罪,而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折中说认为要看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就应以交通肇事罪处理,否则只能认定为其他犯罪。上述肯定说与否定说均不够周延,笔者赞同折中说司法实践应以行为是否发生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来进行综合认定。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陈某行为发生于城市交通道路上(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且处于下班高峰期,人流车流均比较高(所危害的是不特定人的安全,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更合法合理。

(二)本案犯罪客观方面

行人是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马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第六十三条规定: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本案中,陈某为节约时间,在明知有人行横道情况下仍跨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横过机动车道,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

行人是否负交通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根据《解释》规定,在造成1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必须在事故责任划分中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中,通常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行为人的责任,而交通管理部门只是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认定责任,并不是刑法上的责任。因此法院不能直接采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而应根据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分析判断。本案中,根据鉴定显示,事故发生时事发路段为干燥路面,罗某驾驶机动车时速为36-39Km/h(当时路段限速60 Km/h),且罗某已佩戴安全头盔,罗某已尽到了参与交通行为中的安全注意义务,陈某横过道路未走人行道且跨越道路隔离设施,陈某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认定陈某在交通肇事中承担主要责任。

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与交通肇事的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要求交通肇事的结果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所引起的,如果结果并非违反交通法规行为所引起的,则不能认定成立本罪。本案中,被害人死亡系因被告人罗某横穿马路(有人行道而未通过人行道)导致被害人躲避不及发生事故,造成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被告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本案犯罪主体

正如前述,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不再作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的具体区分,不属于身份犯,行为人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都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本案中,被告人陈某作为成年人,且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是本罪的当然主体。

(四)本案犯罪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但这一过失仅针对所发生的重大后果而言,行为人对于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往往可能具有事实上的故意,但这并非作为罪过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对肇事结果具有放任或希望的心态,就可能构成他罪。本案中,陈某为节约时间跨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横过机动车道的行为是故意,但其对造成交通事故结果的认识是过失,横过马路的故意不能以此成为刑法责任意义上的故意,也就是说陈某对其横过马路的行为会造成交通事故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被害人罗某死亡的交通事故。

在上述分析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过失中,值得注意的是信赖原则法理应用。信赖原则最早为德国判例所确认,源于交通肇事案而被国外广泛应用,但主要还是应用于交通肇事案。根据信赖原则,在行为人已采取适当行为并合理信赖被害人或第三者将采取适当行为时,即便由于行为人适当行为与被害人或者第三者不适当的行为共同造成侵害结果,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横穿马路行为系不当行为,被害人正常驾驶行为系适当交通行为,被告人陈某自身违反交通规则,自不能以其不当行为来主张信赖原则,故其行为不受信赖原则保护

三、司法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社会示范价值

行人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当然主体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对于普通社会公众而言,依据其自身的朴素情感和认知经验评判,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却属于难得一见奇事

形成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相关法律规定强化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更保护行人或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无论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一定程度的赔偿责任。尽管该认定属于民事范畴的责任划分,但对于社会公众言,起到了心理强化作用,即无论怎样行人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都要承担责任。二是就物理形态上理解,普通公众认识中,机动车一方具有制动性强的机械交通运输工具,相比行人更具机动性和强力性,在交通事故中行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或死亡,因此行人更应受到保护,加重机动车一方责任理所当然。

这种普通社会公众的认知与司法专业裁判之间的差距,使本案中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成为了一起典型的反常态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甚至颠覆了社会公众固有的认知,也有违其日常的情感倾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部分公众情感上的不适和不安,对于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的判决结果仍然难以避免地进行质疑。但也正因如此,本案面向社会更具有了示范指导价值。

一是普法效果。交通肇事罪是常见的犯罪形式,机动车一方作为犯罪人也是司空见惯,在这种常态中容易让社会公众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只有机动车一方才能犯交通肇事罪。通过司法案例支持确认行人也能犯交通肇事罪,这种反差的效应能取得更好的普法效果,深化社会公众对交通肇事罪的重新认识。

二是规范效果。基于行人亦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重新认识或深入人心,对于当下建设城市文明具有积极意义。俗话说交通是城市文明的窗口,以斑马线礼让行人作为着力点,不少地方出台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交通行为,而闯红灯”“翻越隔离栅栏”“中国式过马路并未有效得到限制,横穿马路被撞死的新闻也屡见不鲜。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其规范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加大行人在交通行为中的违法犯罪成本,对于提高行人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意识,积极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良好交通秩序,完善构建城市文明具有积极意义。

四、司法判决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内部启示

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具有明显社会引导价值的案例,判决一经作出将会引起社会不同的反响。在司法改革大环境下,强调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在面临这种具有示范意义的引领核心价值的案例时,依法正确果断判决对法官具有内部示范价值。

一是法官对此类个案要有两方面的清醒认识。一是要清醒认识到此类个案的审判必然会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讨论,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的判决结果却因为有悖社会公众一般认知,仍然不易被社会公众接受。因此在个案审理中,法官尤其要加强析理释法,尽力弥合专业化司法判决与情感化的社会公众认知之间的缝隙。二是要清醒认识到此类个案对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的价值,注重案例司法导向作用,通过个案判决引导社会公众对社会价值观的深化认识。

二是法官要慎重周全处理此类个案。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法官为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妥善处理此类个案,要周全考虑、慎重处理,避免司法判决造成舆情危机,造成法院与社会的割裂,确保案例司法导向作用实现。

三是法官要依法果断下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官处理司法案例基本要求。当面临具有示范意义的的案例时,法官应尽量避免和稀泥式的判决,应依法果断判决,杜绝社会公众猜疑,发挥案例维护社会价值观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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